泉州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存留至今的传统文化独具特色，展现出了底蕴厚重的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大自然的神工鬼斧与传承有序的人文思想文化在泉州古城宛若天成的结合，造就了泉州这座山水自然环境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几近完美统一的城池。泉州南外宗正司和泉州市舶司两遗址的考古发掘，深化了泉州城考古及相关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点的内涵。
丝绸之路（本文特指“陆地”之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之于世界古代史乃至近现代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比丝绸之路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得突出，其应该是因二者“运输成本”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对此美国学者阿谢德（S.A.M.Adshead）在其撰写的《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一书里指出：“陆路运输费用昂贵。陆路运输的平均费用是水路运输的20～40倍。在可能的条件下，人们宁走水路而不走陆路。”这也就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之于各地在贸易、交通方面而言，前者较后者发展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千多年前由中国历史上的汉王朝先后开启了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它们对此后的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古时代及其后，人类社会的发展，“海洋文化”的进步，“水路”较“陆地”的运输优势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中古及其后海上丝绸之路较“丝绸之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工作十分重视，20世纪80～90年代相继组织了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考察活动，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又相继成为国际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首先是年中国政府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提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共33处遗产点，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遗产点），并成功通过。此后，中国政府及时启动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为了使之顺利开展、积极推进，相关方面积极开展了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遗存相关项目的遴选，历史上的中国及世界中世纪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之泉州港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政府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首选项目。为此，当时组织成立了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为基础，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重点遴选出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开展了多学科结合的田野考古发掘，田野考古工作虽然时间并不算长，但是他们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并及时进行了考古资料的全面整理与多学科结合的考古学研究，形成现在即将付梓的《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年》。可以说这是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重要“物化载体”研究成果，它们佐证了泉州在宋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地位，为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考古学的科学支撑。
该发掘报告系统整理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年考古调查、发掘资料，介绍了考古发现建筑遗存、出土遗物及相关研究成果。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位置示意图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的考古发现，主要是南宋时期的池岸木桩、沿岸道路及建筑基址，出土了“官”字砖、脊兽和兽首饰件、兽面纹和莲花纹瓦当等官署建筑构件，瓦当纹样与杭州、洛阳等地宋代重要官式建筑遗址上发现的瓦当纹样相近。遗址出土遗物的大宗是瓷器，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黑（酱）釉瓷等，主要为晋江磁灶窑、德化窑等本地产品，也有外地窑址产品，器形主要有碗、盏、碟、杯、盘、盆、罐、执壶、瓶、粉盒、灯盏、炉、急须、器盖、漏斗、缸等，烧造年代以宋代为主。在出土的陶瓷器中，还发现涉及机构名称的“水陆”“水六库司”“宗厨”等墨书，它们佐证了此处曾与水陆堂院、南外宗正司等机构相关。此外，还有涉及人名的“允”“叔”“仲”“彦”“宗”“崇”等墨书器底，这些字多与赵宋皇族有关。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出土的陶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说明该处曾居住有一定数量的人群。从出土陶瓷器的窑口可以看出，它们多以周边窑址的产品为主，这从侧面也说明泉州及其周边地区陶瓷手工业是当地的重要产业。出土的著名窑口瓷器，反映出其使用者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
南外宗正司，宋官署名，负责南外皇族群体的管理机构。先后从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宋镇江迁徙于泉州。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是目前发掘的唯一一处宋代南外宗正司遗址，也是闽南地区首次科学发掘的具有独特修筑方式的宋元时期建筑遗存。南外宗正司遗址是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中体现中心多元社群的代表性要素，遗址折射出泉州在宋元时代国家政权对海洋贸易的推动。
市舶司是历史上唐、宋、元及明初，国家设立于海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海关”。宋代泉州（福建路）、广州（广南路）、两浙（两浙路）市舶司最负盛名，号称“三路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是中国人对世界海洋交通史上的巨大历史贡献，我国拓展海外认识、体现国家海洋管理理念，深化了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对东海、南海等海洋文化的新认识。
古代的市舶司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其“物化载体”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去“全息式”探寻其曾经的“辉煌”，填补中国古代市舶司遗址考古的空白。
为了配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报世界遗产，年开始了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工作，在泉州市马坂巷、水沟巷、竹巷、水门巷一带，考古发现了大量铺砖地面和石墙、石墩、石构、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遗存，出土了瓦当、脊兽、砖等建筑构件和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较高档陶瓷器。遗址出土了戳印有“（监）造市舶亭蒲（寿）（庚）”与“……舶亭蒲（寿）……”的文字砖。上述遗存（尤其是“文字砖”）从时空两方面进一步确认了该遗存为宋元时期泉州市舶司遗址，其分布范围：西南依竹街，东北到马坂巷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东南至水门巷，西北靠三堡沟。
泉州市舶司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对宋元泉州的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以及海洋贸易各参与方的共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反映出泉州港口依托于庞大国家机器的独特属性。泉州市舶司遗址是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系列中体现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遗址的认定为研究我国南方官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古代掌管对外往来的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泉州市舶司遗址是福建省内首次对官方海商贸易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科学发掘，相关考古发掘成果深化了泉州城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
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唐宋泉州城空间格局研究提供了考古发掘资料的科学支撑，深化了唐宋泉州城的布局形制研究，并使之更为科学化，更好对接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为向国内外展示、介绍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提供了具有科学性、实证性的丰富、生动、形象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它们将泉州历史文化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性呈现给世界。这些正是《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年》的重要社会意义、学术价值之所在，我们应该感谢多年来为此科学工作付出艰辛的考古工作者！谢谢他们为泉州世界文化遗产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祝贺他们所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
本文为《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1）一书“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
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一百一十号
ISBN-7-03--5
责任编辑：雷英
本发掘报告整理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年、泉州市舶司遗址～年考古调查发掘的结果，介绍了清理出来的建筑遗存、水沟等遗迹以及出土器物标本，根据发掘结果修正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宋元时期水池遗迹的南岸线位置，推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四至范围大致为西南依竹街、东北到马坂巷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东南至水门巷、西北靠三堡沟。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是目前发掘明确的唯一一处宋代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是福建省内首次对官方海商贸易管理机构所在地的科学发掘，相关发掘结果深化了泉州城相关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丰富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文化遗产点的内涵，进一步证明了泉州在宋代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作用，为研究泉州宋元明时期的政治、文化、交通、商贸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资料，对于推进泉州乃至闽南、福建的建筑构件、陶瓷器窑口及其发展、商品流通贸易与社会生活等研究也有所裨益。本书适用于考古学、历史学、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及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参考。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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