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焉何“古称佛国”？由于古代泉州有些佛教寺院旁的摩崖上镌刻着“泉南佛国”四个大字，又泉州开元寺山门殿的石柱上悬挂着标为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木挂联，因此，现今大家顾名思义，以为它们是在赞誉泉州自古以来佛教非常兴盛，寺院众多又规模宏大。然而，稽之古代有关泉州的历史文献，得悉其本义并非如此，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来说，它的内涵更为深厚，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那么，泉州“古称佛国”的本义是什么呢？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书中记载泉州的风俗时，引用当时泉州治中（州之属官，位次同知）张阐在《赵都官契雪录序》中云：“泉之为郡，风俗淳厚，其人乐善，素号佛国。”[1]又引用当时泉州知州王十朋（后因升任詹事，书中称王詹事）在《止讼文》中云：“泉在七闽中，民淳讼简，素号易治。”[2]由此可知，由于在古代，泉州民风淳厚，大家知睦相处，又乐于做善事，因此呈现出良好的社会风貌，一派文明景象，故素称“佛国”。
在封建统治时代，泉州竟能出现如此良好的社会风貌而素称“佛国”，是何原因呢？明代弘治壬戌科进士、南京右通政使、南安人黄河清在《送太守李君之任泉郡序》中是这样解读的，其曰：泉郡宅于海山间，闽越奥区也。山海之产视九州之得于山海者，贸繁而异。山而居者岁食其山之入，犹出其余以贸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举得而有焉。盖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民乐安其利，相观而善，故吏于土者恒不劳而理，号曰“佛国”。[3]
其所言，虽不很透彻，但明确地指出泉州在古代之所以号称佛国，正是当时泉州的山、海之民能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发展海上贸易的结果。南宋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载有谢履《泉南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4]又载有《陈谠贺左史》之文曰：“泉号佛国，而风俗素淳；舶交岛夷，而财赋本裕。”[5]可见当时泉州主要是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才得有“佛国”之称。
《舆地纪胜》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闽浙丘陵地带，有山有海，介于山海之间，而且海岸线长又曲折，海域面积广阔，有三湾十二港，极有利于海上交通贸易，尤其是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早在南朝，泉州已是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唐朝前期，由于州治从南安丰州东迁近海之处，促使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到了唐朝后期，更因“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泉州已发展成为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历经五代的进一步发展，到了北宋又因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站后，海外交通贸易更是突飞猛进地发展，臻至南宋已先后超过明州、广州，成为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最大港口，到了元代竟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同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明代以前，泉州正是由于海外交通贸易如此繁荣发达，财赋充裕，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才得以淳厚，其人方能乐善，故素有“佛国”之称。但是，降至明代，由于长期实行“禁海”政策，严禁私人出海对外通商贸易，又市舶司被迁至福州，泉州就从国际性大港沦为地方性小港，海外交通贸易大为衰落，从而财赋匮乏，苛捐杂税增多，因此在官府的大肆压榨下，“山海之人俱告困矣”“由是有颠连而僵者，有倚官而为市者，有乘风而嚚者，胥戕胥虐，而狱讼滋矣。”昔日良好的社会风貌已不复存在，所以，黄河清感叹道：“如是而犹号曰‘佛国’，宁不诬哉！”[6]如此说来，泉州在古代，如果没有海外交通贸易的长期繁荣发达，就不可能素有“佛国”之称。因而，从某种意义而言，泉州“古称佛国”既是古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发达的标志，也是古代泉州文明的象征。
《佛法大意》为什么当时用“佛国”来号称呢？佛教于汉代（一说西汉末，一说东汉末）从印度传入我国，西晋时传入泉州，由于它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佛教文化则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从唐朝开始，佛教中心南移，南方地区佛教日渐兴盛，泉州也不例外；又泉州人在长久与海洋打交道的经验中善于接受不同的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甚至形成为一种风俗。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记载泉州的风俗时就引《图经》云：“多好佛法。”[7]民国十六年（），吴亨春在《温陵开元寺志?重刻序》中亦云：“考之唐、宋间，泉南佛法大兴。”[8]所谓“佛法”，即“指释迦牟尼所讲传的教义、教理，也泛指佛教教义和教理”[9]。佛教的教义、教理则倡导众生平等、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乐善好施、自利利他。近代著名高僧弘一法师在讲述《佛法大意》明确指出：“信佛法者，须常抱积极大悲心，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10]于是，泉州在古代“风俗淳厚，其人乐善”的民风，就是在海外交通繁荣昌盛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又“多好佛法”的情况下形成的，故而号称“佛国”。
那泉州何时开始正式号称“佛国”？南宋祝穆在《方舆胜览?四六》中载曰：“七闽垂尽寝远于神京，五季以来实共推于佛国。”[11]“五季”，即指五代，也就是从五代开始，泉州正式号称“佛国”。据记载，则是从留从效统治泉州时开始的。祝穆在《方舆胜览?名宦》中记载：“从效以海滨之州，介于江（南唐）、广（南汉）、吴越三国之间，虽称藩南唐，实自雄据于一隅。彼虽环视莫敢议者，先是妙应大师黄涅槃谶云云：‘先打南后打北，留取清源作佛国。’既而清源果无干戈之扰，乃从效姓名所应。”[12]其时泉州的行政建制称为清源郡，清源系指泉州。妙应大师，唐末人，泉州东禅寺僧，据说此谶语是他临圆寂时说的，大概是在王延彬初任泉州刺史期间。那留从效是如何应了此谶语？
《方舆胜览》
唐末，王审知据福建，受封闽王。后唐长兴四年（），其长子王延钧在福州称帝，国号闽。后国内接连发生内乱，王氏家族互相残杀，几易帝位。到闽景宗王曦永隆六年（），部将朱文进杀景宗窃据帝位，署其党黄绍颇为泉州刺史。时留从效为泉州散员指挥使，招募敢死士擒杀黄绍颇，拥闽殷帝王延政从子王继勋为泉州刺史，而自任统帅。朱文进率兵攻打泉州，留从效将其打败。王延政降于南唐，留从效又执继勋并送款于南唐元宗李璟，自领泉、漳二州留后[13]。李璟即建泉州为清源军，授留从效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又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鄂国公、晋江王。这就是谶语所说的“先打南后打北，留取清源建佛国”，那留从效是如何将泉州建为“佛国”？
留从效，南安桃林场（今永春县桃城镇）人。南宋状元宰相、晋江人梁克家在《淳熙三山志》记载：“从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在郡专以勤俭养民为务。”“民甚爱之，郡内安治。”[14]留从效治泉17年，他是如何“勤俭养民”而使“郡内安治”？年编纂的《泉州市志》对此概述如下：
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令士兵垦田，召游民种地，围垦海滩，兴修水利，因此泉郡常“仓满岁丰”。手工业，特别是与对外贸易有关的陶瓷业、冶炼业和丝织业等，也得到较大发展。他重视教育，每年秋天都举行考试，取明经、进士，谓之“秋堂”。对于从唐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海外交通贸易，他也不遗余力加以发展。后晋开运三年，他对泉州外城重加版筑，城高1丈8尺，周长20里，为王潮所创子城的7倍。他环城遍植刺桐，教人民在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为发展对外贸易，以蠲除苛捐杂税，让人民自由贸易。泉州城内货品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15]
五代时，正是留从效排除干戈之扰，雄据泉州一隅期间，全面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采取多种措施，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使得泉州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从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又，唐末五代，泉州的统治者从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到晋江王留从效，都崇尚佛教，大造寺院，佛教已相当兴盛，从而佛法继续大兴，于是在留从效治泉期间，“风俗淳厚，其人乐善”已完全成为一种民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社会风貌，故而被“共推于佛国”。所以，南宋祝穆说妙应大师的谶语应验于留从效其人。
谶语是种神秘文化，迷信的人指事后应验的话，因它往往含义模棱两可，容易让人用后来发生的事情去附会，甚至有些是事后补编出来冒充为预言。不管妙应大师的这个谶语真是他亲口所说的预言，还是后人根据事后发生的事编造的，我们都可从中得知泉州号称“佛国”是从留从效治泉期间开始的。由于留从效大力发展生产，尤其是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外交通贸易，才能把泉州构建成“佛国”，而且之后随着海外交通贸易的继续向前发展，这个称号一直享用到宋元时期，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泉州“古称佛国”是泉州古代文明的标志，也是泉州古代海外交通贸易繁荣昌盛的象征。
如此说来，泉州开元寺山门殿悬挂的南宋朱熹所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对联应作何诠释？查明崇祯十六年（）释元贤编纂的《温陵开元寺志》，没有见到有收录和介绍此副对联，说明它并非朱熹专门为泉州开元寺题写，而且迄今也还查不到朱熹在何时何地因何题写。因此说，此副对联很可能是在清代或民国初才出现在泉州开元寺，至于它的来历不得而知。它因后佚，民国二十七年（）著名高僧弘一法师予以补书重刻，现存系年信士重再捐刻。
承天寺“泉南佛国”碑刻不管怎样，此副对联含义隽永，今有不同的诠释。福建师范大学陈祥耀教授在《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对闽南文化的影响》一文中介绍说：“他流传描写泉州的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有两种解释：一是把‘圣人’指佛教徒，因为古代有‘佛者四方之圣人’的话；一是把‘圣人’指崇奉儒家圣贤教诲的人。若从后解，则朱熹自己对泉州民风亦备加赞美。”[16]从上面所述泉州之所以“古称佛国”，则可明白此副对联确是对泉州古代民风备加赞美。然而，所说的这两种解释都不甚确切，因为其所指的“圣人”不是“佛教徒”（僧人），也不单是“崇奉儒家圣贤教诲的人”，而是指民间信奉佛法而行善的人，否则，不可能“满街都是”，也不可能形成为民风。由于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而且唐宋时已有人主张儒、道、释三教合一，于是其所指的“圣人”中亦必有“崇奉儒家圣贤教诲的人”。民国时，吴亨春在《温陵开元寺志?重刻序》中对此问题已详加解读，其曰：“夫泉南佛国，名播寰中。循名核实，则岂仅僧多有德之俦，亦必俗尚无为之化，故以称焉。”又曰：“考之唐、宋间，泉南佛法大兴，禅宫林立；而开元地灵人杰，甲于诸方，……禅、教、律三宗硕德相继而起者，指不胜屈。洵足移风易俗，扶世导民，故使海滨邹鲁之邦，进为佛国庄严之域。昔贤题开元寺联云：‘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细味其语，则开元之盛衰，实与世道人心有密切之关系。”[17]
如此说来，泉州以前在一些佛寺旁的摩崖上镌刻着“泉南佛国”四个大字，它是何时开始出现，该当如何解读？
《九日山志》据华东师范大学黄柏龄教授（南安人）编著的《九日山志》记载南安丰州延福寺旁，即九日山西峰的无等岩南壁有“泉南佛国”摩崖石刻，曰：“元至正十年（）奉政大夫、监郡偰玉立因唐代无等禅师居此山时，曾题刻‘泉南佛国’于岩额，后磨灭而重刊。”[18]按此说法，在唐代无等禅师就于九日山延福寺旁的西峰无等岩镌刻了“泉南佛国”四字，这表明早在唐代已有“泉南佛国”之称。不知这是传说，还是臆测，因它与历史事实对不上号。明万历《泉州府志》和民国《南安县志》记载九日山西峰的无等岩均曰：“岩石高丈许，上刻‘泉南佛国’四字。”[19]并无交代它原是唐代无等禅师题刻，而现今所见确是元至正十年监郡偰玉立题刻。又，在唐代也不可能有“泉南佛国”之称：一者，此“泉南”若是指地理位置的话，可九日山延福寺不在泉州城南，而是在泉州城西，况且唐代泉州几易其名，尚无以“泉南”来简称方位；二者，此“泉南”若是指泉州的别称，可唐代泉州还无此别称，到五代末北宋初，“泉”虽指泉州，但“南”则指南州（漳州）。据泉州地方史学家杨清江先生在《泉州地名别称溯源》一文中考证：“‘泉南’连称，五代末北宋初盖指闽南地区”“到南宋时，‘泉南’一词先为泉州城南、泉城南廓的简称，慢慢地衍化为泉州之别称。”[20]再者，上面所述泉州是到五代留从效治泉时才开始号称“佛国”，所以说，唐代泉州不可能出现“泉南佛国”的称号，九日山延福寺旁的“泉南佛国”摩崖石刻绝不会是唐代无等禅师首刻，后磨灭（或许原先确有无等禅师别的内容题刻），元至正十年监郡偰玉立重刊，其实后者才是真正首刻。
“泉南佛国”摩崖石刻镌刻时间最早的不是九日山延福寺旁这一段，而是晋江市东石镇岱峰山南天寺旁这一段。因其右侧下方落款“王十朋书”，而王氏于南宋乾道四至五年（-）出任泉州知州，故它一直被认为是南宋时镌刻的。可在其右侧上方还镌刻着“时至正乙酉七月乙未”，其左侧下方还镌刻着似乎是立石僧人的名字，漫漶不清，于是此摩崖石刻应是元至正乙酉，即至正五年（）南天寺僧人集王十朋的笔迹镌刻的。[21]此段摩崖石刻出现的时间虽比九日山延福寺旁的那段早，但都是元代镌刻的。又，元至正十年，监郡偰世玉（偰玉立字世玉）署泉州开元寺门曰“泉南佛国”（现已无存）[22]；还有泉州佛教圣地清源山半岭岩也镌刻有偰玉立书、心源老人立石的“泉南佛国”摩崖石刻[23]。由此看来，“泉南佛国”这个称号是元朝至正年间才出现，因它镌刻于佛教寺院旁的摩崖上和署于佛教寺院的大门上，所以后人以为它只是在赞誉泉州佛教的兴盛。明崇祯十六年（），释元贤在《温陵开元寺志?原序》中说：“泉南旧称佛国，名山胜刹，棋布星列。然开元一刹，实为之冠。”[24]就是这种意思。
九日山“泉南佛国”石刻元代，泉州虽是多种宗教并存，但因元蒙统治者施行以“儒教治国，佛教治心”的政策，对佛教仍然给予扶持和利用，于是在泉州佛教还是有所发展，佛法依然大兴；而元代是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最为鼎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发达，因此“风俗淳厚，其人乐善”的民风得到很好地传承，依然呈现着良好的社会风貌，从而继续享有“佛国”之称，而此时“泉南”已衍化为泉州的别称，所以出现了“泉南佛国”称呼。至于延福寺旁、南天寺旁、清源山半岭岩在元代出现有“泉南佛国”的摩崖石刻，开元寺大门也有“泉南佛国”的题字，因不见其有何说明，就不清楚题字者和镌刻者是何用意。不管怎样，从上面的论述可知，泉州之所以“古称佛国”，乃是在赞美当时有很好的民风，呈现着良好的社会风貌。所以说，泉州“古称佛国”，给我们展现的是中世纪“最美泉州”的历史画卷，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历史记忆。现今，我们明确了它的真正含义，定将大大增强文化自信，更努力地弘扬正能量，推动践行社会主流价值观。
（作者单位：原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注释：
[1][2]（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福建路?泉州“风俗形胜”。
[3]（清）陈国仕编、杨清江点校：《丰州集稿》，北京：商务印书馆，年8月出版，第-页。
[4]（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福建路?泉州“诗”。
[5]（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福建路?泉州“四六”。
[6]（清）陈国仕编、杨清江点校：《丰州集稿》，第页。
[7][11][12]（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卷12。
[8][17]（明）释元贤著、吴幼雄点校：《温陵开元寺志》，北京：商务印书馆，年2月出版，第4页。
[9]赵匡为主编：《简明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1月出版，第页。
[10]陈祥耀：《重谈我对弘一法师的三点认识》，泉州历史文化丛书《陈祥耀文史类稿》，香港：闽南文化出版社，年8月出版，第11页。
[13]留后：节度观察留后的简称。
[14]（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27“封爵”。
[15]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卷51“人物”第1章“人物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5月出版，第页。
[16]泉州历史文化丛书《陈祥耀文史类稿》，第页。
[18]黄柏龄：《九日山志（修订本）》卷2“九日山摩崖石刻及古迹”，上海辞书出版社，年8月出版，第28页。
[19]（明）万历《泉州府志》卷2“舆地志?中?山”；民国《南安县志》卷2“舆地志之二?山”。
[20]泉州历史文化丛书《杨清江文史类稿》，香港：闽南文化出版社，年4月出版，第5页。
[21]详见拙作：《晋江南天寺的“泉南佛国”石刻》，《晋江史志》，年第1期。
[22]（明）释元贤著、吴幼雄点校：《温陵开元寺志》“建置志”，第12页。
[23]清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编：《清源山志》第四章“摩崖石刻”，北京：中华书局年12月出版，第页。
[24]（明）释元贤著、吴幼雄点校：《温陵开元寺志》，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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