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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5/13 2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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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名刹泉州开元寺大门两侧悬挂着这么一副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几百年来,泉州人一直对这副楹联津津乐道,品味不已,当作一张亮丽的历史名片,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泉州历史人文的高度赞誉,更因为这楹联据说乃是出于南宋大名人朱熹之手。很久以来,佛教在泉州就一直很兴盛,释迦牟尼就一直深受泉州人民的爱戴,只不过,“泉南佛国”这称谓,据说也并非朱先生的发明,而是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佛教盛行,并不是泉州独有的现象,全国许多地方也如是。佛教作为一种多神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因水土较为适宜,加上聪明的中国人对之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很快流行开来,且身价不断提高,到了南北朝,竟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景象,这是人所皆知的。

不过,佛教在泉州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泉州的历史文化,相对于中原,在唐代以前整体上要落后一截,这没什么疑义,然而就佛教文化而言,似乎是差距最小的一个方面。最迟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佛教便已经来到泉州并很快扎下根来,开出艳丽迷人的花朵。年,泉州便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位于南安九日山下的延福寺,且规模颇为宏大。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在南朝梁武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华传教,途经泉州看中了这个地方,曾住九日山延福寺三年,讲佛、播道、译经,九日山至今犹存有这位高僧的翻经石。

隋代的泉州,佛教继续得以发展,寺院和僧侣不断增加,影响愈来愈大。隋代泉州的佛寺,见于史料记载的,就有龙山寺、圆通寺、灵鹫寺、天竺庵等四座,已逐渐取道教而代之,成为泉州最大的宗教。

唐代,泉州建造了四十多座佛寺,足见佛教生命力之强大,兴盛之快速。名气最大者,当属建于年的开元寺,这既是泉州现存最早的唐代佛寺,也是泉州最有代表性的佛寺,闻名海内外。开元寺原是泉州紫云黄姓的大桑园,黄氏族人黄守恭崇佛,就将桑园的部分土地献给佛徒建寺。

开元寺建造之后,随着信徒激增,很快由两个支院发展为二十二个支院。唐至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三十四人,以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和南山律宗最为盛行。唐代泉州佛教兴盛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开始出现本土的大师。南安人义存禅师,唐咸通年间曾主持当时闽中规模最大的佛寺,福州雪峰山广福寺,门徒千人。晚年还归故里,弘法数十年著有《雪峰语录》、《雪峰清规》等传世。

五代,泉州的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南方十国中,唯有闽国和吴越佛教最为炽盛。王氏据闽,极端佞佛,福州而外则是泉州。王延彬主政泉州,好谈佛理,大肆舍田施财,设坛建寺,扶持佛教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五代的泉州,崇佛成风,继续大造佛寺,使寺院林立,规模空前。据《十国春秋》载,闽王政权时期,建造佛寺二百六十七座,泉州就占了五十四座。而按泉州方志载,当时泉州有佛寺几百座,仅南安就有大小佛寺一百四十座。五代泉州建造的佛寺,除与开元寺一起构成泉州佛教三大丛林的承天寺和崇福寺外,较著名的尚有水陆寺、崇先广教寺、法石寺等。此外,开元寺内分别建于唐末和五代的那两座大佛塔,即镇国塔和仁寿塔,俗称东西塔,高达四十几米,雄伟壮丽,也是佛教繁荣的证物。与此同时,又涌现出多位高僧,翻译了大量佛经,编篆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据府志载:宋初,泉州的城镇乡村、山林原野,处处都是寺庙,“存者凡千百数”。佛教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亦可窥一斑。

正因为唐五代的泉州已是佛寺林立,僧徒众多,所以当时南安延福寺的无等禅师就于九日山一大岩石上,刻下了四个极为醒目的大字:泉南佛国。这也就是泉南佛国名称的由来。

宋代,佛教在泉州进一步发展,泉州佛教的三大丛林此时规模均更为宏大。开元寺竟然建有一百二十所支院,寺僧常常达到上千人;承天寺进一步拓展,占地达七十五亩;崇福寺于宋初即大大拓展,时任平海军节度使的陈洪进为出家为尼的女儿拓建了千佛庵。此外,晋江的龙山寺、南天寺,南安的雪峰寺、天柱寺,安溪的清水岩,惠安的科山寺等,香火也都非常之旺盛,远近驰名。因此南宋初年,朱子在泉州看到佛教欣欣向荣的盛况,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元代,泉州佛教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陈棨仁的《闽中金石录》载,年,亦黑迷失为仁宗皇帝祝寿,在全国选定百所寺院,每个寺院给予一笔颇为可观的经费补贴,要求这些寺院每月宣读指定的佛经。这当中,泉州就有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等十一所寺院被荣幸选中,比例之大足见此时泉州佛教之兴盛。

明清时期,以至近现代,佛教在泉州依然长盛不衰,泉州人迷佛崇佛的热情依然没有消减。所以,乾隆府志称,泉州人“好佛法”,这并非自说自话。上个世纪,高僧弘一法师慕名前来泉州,看到的仍是兴盛的景况,着实为之感动,干脆不走了,于是就留在这里与泉州结下了十四年的因缘,且最终圆寂于这里,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期间,佛教在泉州同样受到严重摧残,一度面临灭顶之灾。不过,因为它在这块土地上毕竟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础,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过境迁之后,它巨大的生命力又充分展示出来了。当今的泉州,无论城市乡村,寺院遍布随处可见,且大都富丽堂皇,挺有派头。这块土地上,依然到处是供佛之人,且依然虔诚,佛寺之中,常年人头攒动,香火缭绕。

就说大开元寺吧,每月农历二十六日仍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到寺中“绕佛”,场面颇为壮观。泉州的寻常百姓家,“家家念弥陀,户户供观音”,家中的厅堂上,大都供奉着观音佛祖,让其享受人间香火,同时保佑芸芸众生。泉州人对于普陀山的南海观音,更是崇拜有加,前往朝拜者络绎不绝,泉州机场建成之后,最为繁忙的航班始终是前往舟山普陀山的航班,也是很好的佐证。因此,佛国这个称号是无愧的。

当然,千年的崇佛,不仅使泉州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也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只因泉州的名山胜景许多都与佛教建立了联系,甚至因佛教扬名海内外。诸如,被誉为泉州第一山的清源山,之所以闻名遐迩,吸引墨客骚人慕名前来,留下少故事,就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诸多岩洞直接以佛号命名,如观音岩、弥陀岩等。南安的九日山,因有闽南早期名刹延福寺,还有附近真觉和尚隐居之地莲花峰的石亭寺,所以山虽不高,有佛则灵,就此成为古时福建名山之一。此外,晋江的紫帽山,南安的杨梅山,惠安的科山也都因有著名的佛寺而远近闻名。再如,开元寺与东西塔,因其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声名远播,更成为泉州的一张历史名片,古往今来大凡来泉州的外地人都会慕名前往观瞻一番。年,郭沫若老先生访泉州,看了那一双凌空石塔,诗兴大发,挥笔写下“石塔双擎天浩浩”的诗句。

千年的崇佛,无疑也扩大了泉州在海内外的影响。姑且不论其他,就说对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这种影响就很大。今天台湾地区的汉族同胞以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祖籍在泉州的占有很大的比例。泉州人崇佛的观念,迷佛的传统,正是随着大批的泉州人移居而被带到新的居住地,并在那里发扬光大。所以,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地建有不少佛寺,很多正是从泉州分香而去的,不少寺院的名称甚至与泉州相同。

诸如,晋江安海安平桥畔的龙山寺就很有名气,在台湾,有闽南人居住的地方几乎就有龙山寺,共有四百四十九座,都是仿照安海龙山寺而建。目前,东南亚著名的僧尼,祖籍也大多在泉州。这对于维系泉州与台湾同胞及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无疑很有意义,也是泉州的一种优势。至今泉州许多寺庙的香客,仍然不乏台湾同胞及东南亚华人,也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盛名之下,未必都是美丽。佛教如此盛行,一定程度上也让历史上的泉州人民背上了颇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付出了颇为高昂的物质代价。因为,迷佛崇佛并不仅仅只是种精神依赖,它还需要大量的银两。为了一个“佛”字,古往今来的泉州人,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大量土地为佛寺所占有,这是迷佛的一个直接后果。这种情况在五代前已发生,至五代则变得极为严重。据《福建通志》载:王延钧为闽王时,将所有田地重新丈量并分为三个等级,上等的膏腴之田拨给寺观僧道,中等的给予土著,下等的则给流寓的农民。好佛的王延彬主政泉州时,建了许多佛寺,并对每座大寺院都拨给上好寺田作为供养,仅拨给招庆院和招福寺两座寺院的田租就达十余万石。万历府志载:王氏据泉州,上等的膏腴田地全部为寺观所占有,农民能够得到的只剩下那些贫瘠的田地。即使如王延彬、陈洪进这样的大家族,往往也将田地施舍给佛寺。上等的田地都给了佛寺,农民能耕种的田地大量减少,且只能是二、三等的田地,这对于本就人多地少的泉州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了。

直到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还在念叨。据《福建通志》载,建炎二年,张守知福州,高宗对他说,盗贼四起,已十分严重,可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注意百姓的生计问题,让农民有地可耕。佛寺大量占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宋代的泉州开元寺的占田,就很典型,它的原额田分布于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及仙游、龙溪等县。明代大文人蔡清,目睹此情此景,很有意见,曾尖锐地指出:当今天下,寺庙占田,福建最厉害。从福建来看,寺庙占田最多的,又首推泉州。普通的良民百姓,天天辛勤劳作,苦得要死,累得要命,可到头来连块立锥之地也没有。这段话,基本道出了泉州佛寺占田的严重后果。

大量劳动力流失成为僧尼,这也是迷佛的又一严重后果。五代时福建的王氏统治者迷佛,还大量剃度僧尼,优礼僧人。据《福建通志》载:五代,闽王王延钧,“度民两万为僧”。这当中,泉州占有相当比例。又据同书所载:王氏统治福建期间,虽也颇为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可是,崇佛佞佛,放任寺庙肆意扩充,大肆度僧,必然对民风产生严重影响。统治者给剃度的僧人许多优惠政策,生计艰难的百姓自然纷纷涌入佛寺。宋代,封建王朝滥卖度牒度僧,泉州僧尼队伍更是迅速膨胀。泉州崇福寺内有个“镇山之宝”千人鼎,高约两米,宽约一点七米,相传亦因寺院兴盛时,有僧人千数,此鼎即可用来供应饭食。据《宋会要辑稿》载,年,泉州已剃度为僧的有数万人,尚未剃度而准备剃度的还有四千多人。当时的泉州,户数不到二十万,僧人如此之多不能不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大量的钱财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穷困潦倒。统治者大肆倡佛,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铸佛像,大印佛经,这都需要钱钞,这只能从老百姓身上获得。老百姓崇佛迷佛,皈依佛门,也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把有限的钱财投进佛事,或者购供品奉献给佛,或者作为香火钱捐赠给佛寺,或者干脆把财产献给佛寺。据《宋史》载,对于这个问题,正是那位亲临泉南佛国的朱夫子觉得实在太离谱了,如此下去,那还了得?因此,当他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时,即采取措施,选择县中一些年轻人作为自己的弟子,每日与之讲解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同时,禁止女妇剃度为尼姑。后来,朱熹知漳州,再度厉行禁止。当然,朱子所以如此坚决加以禁止,主要还在于佛教盛行,势力如此强大,老百姓如此痴迷,已严重危及儒教的地位,为维护儒教的绝对主导地位,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带头采取抑佛行动了。

大众迷佛,还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俗。这种表现,不仅反映在岁时节日无不敬佛,无不大肆铺张,如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更反应在婚嫁丧祭无不与佛联系在一起,大祭佛陀。

泉州城乡很流行的做功德就是典型的表现。佛教大讲因果报应,劝芸芸众生积德行善,这当然有助于人们的自敛,可是佛教同时主张用超度亡灵的办法,使人的亡灵得以解脱,进入佛国乐土,来世有好报。在泉州,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以做功德的方式流行,请僧道为祖先亡魂超度,使他们脱离苦海,在阴间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超度一位祖先名曰一“荐”,为死者本人做功德要以先亡的长辈为主荐,以旧带新,故做一次功德起码得二荐,多者数十荐。做功德必请手艺高超的扎纸艺人,营造准备焚化给亡魂居住的五彩缤纷的大纸厝,反正按人间最豪华的式样仿造,华丽者价值千金。如此,耗费钱财不计其数。

如此看来,对于“泉南佛国”这个称谓,也当冷静地加以审视。

(辑自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历史上的人与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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