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名刹泉州开元寺大门两侧悬挂着这么一副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几百年来，泉州人一直对这副楹联津津乐道，品味不已，当作一张亮丽的历史名片，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泉州历史人文的高度赞誉，更因为这楹联据说乃是出于南宋大名人朱熹之手。很久以来，佛教在泉州就一直很兴盛，释迦牟尼就一直深受泉州人民的爱戴，只不过，“泉南佛国”这称谓，据说也并非朱先生的发明，而是在唐代就已经有了。
佛教盛行，并不是泉州独有的现象，全国许多地方也如是。佛教作为一种多神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因水土较为适宜，加上聪明的中国人对之进行的本土化改造，很快流行开来，且身价不断提高，到了南北朝，竟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景象，这是人所皆知的。
不过，佛教在泉州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非常引人注目。泉州的历史文化，相对于中原，在唐代以前整体上要落后一截，这没什么疑义，然而就佛教文化而言，似乎是差距最小的一个方面。最迟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佛教便已经来到泉州并很快扎下根来，开出艳丽迷人的花朵。年，泉州便建起了第一座佛寺，即位于南安九日山下的延福寺，且规模颇为宏大。自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在南朝梁武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华传教，途经泉州看中了这个地方，曾住九日山延福寺三年，讲佛、播道、译经，九日山至今犹存有这位高僧的翻经石。
隋代的泉州，佛教继续得以发展，寺院和僧侣不断增加，影响愈来愈大。隋代泉州的佛寺，见于史料记载的，就有龙山寺、圆通寺、灵鹫寺、天竺庵等四座，已逐渐取道教而代之，成为泉州最大的宗教。
唐代，泉州建造了四十多座佛寺，足见佛教生命力之强大，兴盛之快速。名气最大者，当属建于年的开元寺，这既是泉州现存最早的唐代佛寺，也是泉州最有代表性的佛寺，闻名海内外。开元寺原是泉州紫云黄姓的大桑园，黄氏族人黄守恭崇佛，就将桑园的部分土地献给佛徒建寺。
开元寺建造之后，随着信徒激增，很快由两个支院发展为二十二个支院。唐至五代，仅开元寺门下就有各派佛学宗师三十四人，以禅宗、净土宗、唯识宗和南山律宗最为盛行。唐代泉州佛教兴盛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开始出现本土的大师。南安人义存禅师，唐咸通年间曾主持当时闽中规模最大的佛寺，福州雪峰山广福寺，门徒千人。晚年还归故里，弘法数十年著有《雪峰语录》、《雪峰清规》等传世。
五代，泉州的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当时南方十国中，唯有闽国和吴越佛教最为炽盛。王氏据闽，极端佞佛，福州而外则是泉州。王延彬主政泉州，好谈佛理，大肆舍田施财，设坛建寺，扶持佛教可谓不遗余力。因此，五代的泉州，崇佛成风，继续大造佛寺，使寺院林立，规模空前。据《十国春秋》载，闽王政权时期，建造佛寺二百六十七座，泉州就占了五十四座。而按泉州方志载，当时泉州有佛寺几百座，仅南安就有大小佛寺一百四十座。五代泉州建造的佛寺，除与开元寺一起构成泉州佛教三大丛林的承天寺和崇福寺外，较著名的尚有水陆寺、崇先广教寺、法石寺等。此外，开元寺内分别建于唐末和五代的那两座大佛塔，即镇国塔和仁寿塔，俗称东西塔，高达四十几米，雄伟壮丽，也是佛教繁荣的证物。与此同时，又涌现出多位高僧，翻译了大量佛经，编篆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佛教著作。据府志载：宋初，泉州的城镇乡村、山林原野，处处都是寺庙，“存者凡千百数”。佛教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亦可窥一斑。
正因为唐五代的泉州已是佛寺林立，僧徒众多，所以当时南安延福寺的无等禅师就于九日山一大岩石上，刻下了四个极为醒目的大字：泉南佛国。这也就是泉南佛国名称的由来。
宋代，佛教在泉州进一步发展，泉州佛教的三大丛林此时规模均更为宏大。开元寺竟然建有一百二十所支院，寺僧常常达到上千人；承天寺进一步拓展，占地达七十五亩；崇福寺于宋初即大大拓展，时任平海军节度使的陈洪进为出家为尼的女儿拓建了千佛庵。此外，晋江的龙山寺、南天寺，南安的雪峰寺、天柱寺，安溪的清水岩，惠安的科山寺等，香火也都非常之旺盛，远近驰名。因此南宋初年，朱子在泉州看到佛教欣欣向荣的盛况，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元代，泉州佛教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陈棨仁的《闽中金石录》载，年，亦黑迷失为仁宗皇帝祝寿，在全国选定百所寺院，每个寺院给予一笔颇为可观的经费补贴，要求这些寺院每月宣读指定的佛经。这当中，泉州就有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等十一所寺院被荣幸选中，比例之大足见此时泉州佛教之兴盛。
明清时期，以至近现代，佛教在泉州依然长盛不衰，泉州人迷佛崇佛的热情依然没有消减。所以，乾隆府志称，泉州人“好佛法”，这并非自说自话。上个世纪，高僧弘一法师慕名前来泉州，看到的仍是兴盛的景况，着实为之感动，干脆不走了，于是就留在这里与泉州结下了十四年的因缘，且最终圆寂于这里，这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文革”期间，佛教在泉州同样受到严重摧残，一度面临灭顶之灾。不过，因为它在这块土地上毕竟有着极为深厚的基础，所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过境迁之后，它巨大的生命力又充分展示出来了。当今的泉州，无论城市乡村，寺院遍布随处可见，且大都富丽堂皇，挺有派头。这块土地上，依然到处是供佛之人，且依然虔诚，佛寺之中，常年人头攒动，香火缭绕。
就说大开元寺吧，每月农历二十六日仍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到寺中“绕佛”，场面颇为壮观。泉州的寻常百姓家，“家家念弥陀，户户供观音”，家中的厅堂上，大都供奉着观音佛祖，让其享受人间香火，同时保佑芸芸众生。泉州人对于普陀山的南海观音，更是崇拜有加，前往朝拜者络绎不绝，泉州机场建成之后，最为繁忙的航班始终是前往舟山普陀山的航班，也是很好的佐证。因此，佛国这个称号是无愧的。
当然，千年的崇佛，不仅使泉州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也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只因泉州的名山胜景许多都与佛教建立了联系，甚至因佛教扬名海内外。诸如，被誉为泉州第一山的清源山，之所以闻名遐迩，吸引墨客骚人慕名前来，留下少故事，就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诸多岩洞直接以佛号命名，如观音岩、弥陀岩等。南安的九日山，因有闽南早期名刹延福寺，还有附近真觉和尚隐居之地莲花峰的石亭寺，所以山虽不高，有佛则灵，就此成为古时福建名山之一。此外，晋江的紫帽山，南安的杨梅山，惠安的科山也都因有著名的佛寺而远近闻名。再如，开元寺与东西塔，因其历史悠久，建筑宏伟，声名远播，更成为泉州的一张历史名片，古往今来大凡来泉州的外地人都会慕名前往观瞻一番。年，郭沫若老先生访泉州，看了那一双凌空石塔，诗兴大发，挥笔写下“石塔双擎天浩浩”的诗句。
千年的崇佛，无疑也扩大了泉州在海内外的影响。姑且不论其他，就说对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这种影响就很大。今天台湾地区的汉族同胞以及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祖籍在泉州的占有很大的比例。泉州人崇佛的观念，迷佛的传统，正是随着大批的泉州人移居而被带到新的居住地，并在那里发扬光大。所以，台湾地区及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地建有不少佛寺，很多正是从泉州分香而去的，不少寺院的名称甚至与泉州相同。
诸如，晋江安海安平桥畔的龙山寺就很有名气，在台湾，有闽南人居住的地方几乎就有龙山寺，共有四百四十九座，都是仿照安海龙山寺而建。目前，东南亚著名的僧尼，祖籍也大多在泉州。这对于维系泉州与台湾同胞及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无疑很有意义，也是泉州的一种优势。至今泉州许多寺庙的香客，仍然不乏台湾同胞及东南亚华人，也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盛名之下，未必都是美丽。佛教如此盛行，一定程度上也让历史上的泉州人民背上了颇为沉重的精神负担，而且付出了颇为高昂的物质代价。因为，迷佛崇佛并不仅仅只是种精神依赖，它还需要大量的银两。为了一个“佛”字，古往今来的泉州人，不知耗费了多少钱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大量土地为佛寺所占有，这是迷佛的一个直接后果。这种情况在五代前已发生，至五代则变得极为严重。据《福建通志》载：王延钧为闽王时，将所有田地重新丈量并分为三个等级，上等的膏腴之田拨给寺观僧道，中等的给予土著，下等的则给流寓的农民。好佛的王延彬主政泉州时，建了许多佛寺，并对每座大寺院都拨给上好寺田作为供养，仅拨给招庆院和招福寺两座寺院的田租就达十余万石。万历府志载：王氏据泉州，上等的膏腴田地全部为寺观所占有，农民能够得到的只剩下那些贫瘠的田地。即使如王延彬、陈洪进这样的大家族，往往也将田地施舍给佛寺。上等的田地都给了佛寺，农民能耕种的田地大量减少，且只能是二、三等的田地，这对于本就人多地少的泉州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了。
直到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还在念叨。据《福建通志》载，建炎二年，张守知福州，高宗对他说，盗贼四起，已十分严重，可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注意百姓的生计问题，让农民有地可耕。佛寺大量占田，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必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宋代的泉州开元寺的占田，就很典型，它的原额田分布于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永春及仙游、龙溪等县。明代大文人蔡清，目睹此情此景，很有意见，曾尖锐地指出：当今天下，寺庙占田，福建最厉害。从福建来看，寺庙占田最多的，又首推泉州。普通的良民百姓，天天辛勤劳作，苦得要死，累得要命，可到头来连块立锥之地也没有。这段话，基本道出了泉州佛寺占田的严重后果。
大量劳动力流失成为僧尼，这也是迷佛的又一严重后果。五代时福建的王氏统治者迷佛，还大量剃度僧尼，优礼僧人。据《福建通志》载：五代，闽王王延钧，“度民两万为僧”。这当中，泉州占有相当比例。又据同书所载：王氏统治福建期间，虽也颇为重视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可是，崇佛佞佛，放任寺庙肆意扩充，大肆度僧，必然对民风产生严重影响。统治者给剃度的僧人许多优惠政策，生计艰难的百姓自然纷纷涌入佛寺。宋代，封建王朝滥卖度牒度僧，泉州僧尼队伍更是迅速膨胀。泉州崇福寺内有个“镇山之宝”千人鼎，高约两米，宽约一点七米，相传亦因寺院兴盛时，有僧人千数，此鼎即可用来供应饭食。据《宋会要辑稿》载，年，泉州已剃度为僧的有数万人，尚未剃度而准备剃度的还有四千多人。当时的泉州，户数不到二十万，僧人如此之多不能不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
大量的钱财流入佛寺，造成百姓更加穷困潦倒。统治者大肆倡佛，大造寺院，大造佛塔，大铸佛像，大印佛经，这都需要钱钞，这只能从老百姓身上获得。老百姓崇佛迷佛，皈依佛门，也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把有限的钱财投进佛事，或者购供品奉献给佛，或者作为香火钱捐赠给佛寺，或者干脆把财产献给佛寺。据《宋史》载，对于这个问题，正是那位亲临泉南佛国的朱夫子觉得实在太离谱了，如此下去，那还了得？因此，当他在泉州同安县任主簿时，即采取措施，选择县中一些年轻人作为自己的弟子，每日与之讲解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同时，禁止女妇剃度为尼姑。后来，朱熹知漳州，再度厉行禁止。当然，朱子所以如此坚决加以禁止，主要还在于佛教盛行，势力如此强大，老百姓如此痴迷，已严重危及儒教的地位，为维护儒教的绝对主导地位，他不能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带头采取抑佛行动了。
大众迷佛，还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俗。这种表现，不仅反映在岁时节日无不敬佛，无不大肆铺张，如农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更反应在婚嫁丧祭无不与佛联系在一起，大祭佛陀。
泉州城乡很流行的做功德就是典型的表现。佛教大讲因果报应，劝芸芸众生积德行善，这当然有助于人们的自敛，可是佛教同时主张用超度亡灵的办法，使人的亡灵得以解脱，进入佛国乐土，来世有好报。在泉州，这种因果报应的观念以做功德的方式流行，请僧道为祖先亡魂超度，使他们脱离苦海，在阴间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超度一位祖先名曰一“荐”，为死者本人做功德要以先亡的长辈为主荐，以旧带新，故做一次功德起码得二荐，多者数十荐。做功德必请手艺高超的扎纸艺人，营造准备焚化给亡魂居住的五彩缤纷的大纸厝，反正按人间最豪华的式样仿造，华丽者价值千金。如此，耗费钱财不计其数。
如此看来，对于“泉南佛国”这个称谓，也当冷静地加以审视。
（辑自陈笃彬苏黎明《泉州历史上的人与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泉州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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