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通过译著的介绍，在汉文文献中已谈到丝绸之路。自20年代起，在中文相关译作中采用了“古丝商之路”“蚕丝贸易通路”“运丝通路”等不同的称呼；至迟于20年代末，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等译名。从30年代初起，由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在西北新疆等地探险活动的直接推动，以及中西交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又与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呼声与思潮相联系，缘此诸因，经学人的译介引进和报刊传媒的作用，“丝路”的名称和概念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为国内学界接纳和采用。最初称谓尚不统一，呈现出命名多样化的状态，之后渐而趋向集中于“丝路”“丝道”的名称。一些学人陆续采用了这一外来的新概念和新名称，并成为学术表述的一种概念工具。年代之后，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运用，流行于学术界和一般的报刊传媒中。最具标志性的是“丝路”“丝道”的名称及具体介绍还直接写入了中学的史地教科书中，成为一种官方定型化的标准话语，其概念和内涵也得以基本定型。这一时期已约定俗成地称为“丝路”或“丝道”，其概念业已进入大众视野，传播普及到了广大的学生和普通民众层面。不少论著并进而展望丝路的未来，论述其在经济、文化方面重要的战略意义。虽说此后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其名称和基本概念仍保留并传承下来。
关键词：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历史考察；
作者：邬国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5期（总第期）。
作为中西交通往来的丝绸贸易之路，虽说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近二千年，然而“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本身，则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外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而在汉文文献中，“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的最初采用及其传播，却也是一个不易说清的问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还有待于澄清、说明与解释。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此也极感兴趣，很希望搞清楚中国本土是何时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的。如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夫人（LucetteBoulnois）在《法国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即表示：在这一问题上，“大家很希望知道，中国史学家们确实地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外来名词的，它今天在中国出版物中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基于上述内外两方面的双重需要，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由原始资料出发，深入发掘相关文献，考察这一外来名词如何传入中国及其译介、传播具体的历史进程，显然很有必要，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虽说历代不少中外著作对丝路这条交通路线都有所记载和研究，但是，将其称之为“丝绸之路”却是近代19世纪的事。关于“丝绸之路”名称的提出，学术界一般均认为，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在其年出版的《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ündeterStudien）第一卷中正式提出的。
据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丝绸之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说：“给这条道路命名的，是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把‘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指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译者）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做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Silkroad）是它的英文译名。”之后，把李希霍芬“所谓的从中国到河间地域进而又扩大到遥远西方的叙利亚的，是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赫尔曼的这个主张，“后来得到了鲁耐·格鲁赛等许多东方学家的支持和阐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许多中亚的探险家们也曾不断地使用丝绸之路或丝绸贸易之路的名称。”简明扼要地说清了“丝绸之路”这一新的学术概念在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发展演化的大体进程。概言之，年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了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的概念。年，德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Herrmann）著有《中国与叙利亚间之古代丝路》（DiealtenSeidenstrassenzwischenChinaundSyrien），率先将Seidenstrassen引入作为书名，书中对丝路考证甚详，由此确立了“丝绸之路”的名称。继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Chavannes）、格鲁赛（RenéGrousset）等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的概念，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著有《丝绸之路》（TheSilkRoad）等，向世界详细介绍了丝绸之路的状况，此后研究者一直持续不断。
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名称的呢？其传播进程又是如何的呢？据笔者所见，在汉文文献中最早谈到丝绸之路的，为年出版的日本桑原骘藏著、樊炳清等翻译的《东洋史要》一书，其中说：
“支那之于世界，实蚕丝产地也。蚕丝所制之缯彩，美丽坚固，夙投他国嗜好。经支那以西诸国民之手，次第传西方。盖自上古最远之时，已开贩路于波斯、印度。亚历山大东征以来，更输入欧洲罗马。市人得之，珍重不置。缯儿支那音同瑟儿，故指行贾之者曰瑟列司，盖绢商之义也，指其地曰瑟里加，绢布产地之义也。
”书中谈到“已开贩路于波斯、印度”云云，虽说还比较笼统，但所说为“丝绸之路”无疑。后此书又有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金为重译本，名为《重译考订东洋史要》，译文略有差异。此后，国人在叙述丝路的历史时，往往大多采纳、沿用了这一相关论述。较早的如年出版的陈庆年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沈曾荫编纂的《最新中国实业史》，论文如年《交通官报》第28期殷绳戊《说世界交通之发达》，年《地学杂志》丁义明《自汉以来中国与西域交通颇繁兵威所及使节所经及商人高僧之行迹能详其通路证以今名欤》，包括后来王桐龄编纂的《新著东洋史》、金兆丰《中国通史》，乃至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等，均大多采用了上述论述。
左：《新著东洋史》，王桐龄编
右：《中国通史》，金兆丰著
在20世纪初期，虽或有论著谈及贩丝之道，但未见明确提出“丝路”的名称和概念。如观云刊于年《新民丛报》的《中国人种考》，谈到中外贸易之道，指出“商贾往来之孔道，盖由中亚细亚集中于波斯湾头之美索不达尼亚，而吾尔实为商业系统之中心。……而中亚洲一道，初不待后世由中国贩丝至罗马罗马上等人以着中国丝为贵服，当日中国丝皆由中亚洲取道贩往。之队商而始开”。又说：“观后代罗马贩丝之队商，犹取此道。”年梁启超撰写《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在“东西交通海陆二孔道”一节讲到：古代东西交通之孔道有二，其一曰北方陆路，其二曰南方海路。并称汉代张骞通西域，“实为东亚（西）两文明接触之导线”，其影响所被盖甚广，“如葡萄、苜蓿、胡桃、安石榴等诸植物，皆由希腊传来，其名称皆译希腊音，班班可征。当时我国输出品之大宗曰丝绢，其销场广及于罗马，罗马国中，至金、绢同重同价。其末叶之生计界，因此蒙非常损害。此西史所明著也。”梁启超据“西史”所说，较早谈到了东西交通二道及与罗马的丝绢贸易问题，但也仅止于此。
现尚不清楚由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一词首次传入中国的时间。不过，在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很早就报道过他在中国的调查活动。年，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也提到：“德人利忒何芬Richthofen者”入中国考察，“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云云。据现掌握的资料，中国人最早获得李希霍芬《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原著的，是当时留学德国的张星烺。其父张相文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年创建中国地学会，并任会长。年，张星烺在《地学杂志》第2卷第16期上，撰文专门介绍了李氏的著作：
“支那 此书德文名China，为德国已故男爵李希德和芬FreihenFerdinandvonRichthofen所著。凡四巨册，每册约八百页，幅长一尺（英尺），宽八寸。所附图画，不可胜计。每册价三十六马克，共一百四十四马克。（约合中国七十五元）
支那地质图 此亦李氏所著，附于前书者也。第一册为北支那之地质图，分绘各色，以为标识。其篇次为山东、盛京、直隶、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四川八省。共二册，第一册价六十马克（约合中国三十元），第二册尚未出板，发行所为德国柏林。DietrichReimerBuchverlagBerlin
”上述两书，即李氏著《中国》及所附两册中国地质地图集。张氏称：“此二书鄙人幸于柏林书肆中购得之，粗阅一过，为之舌橋不下者久之。”指出我国凡稍治西文者，莫不闻知李氏之名，“然其著书之原委，或有未能详知者，今请略言之”。文中指出，年间德意志联邦尚未成立，普鲁士首相毕斯马克（即俾斯麦）出于争霸野心，深嫉英法诸国在海外属地，而日耳曼无之，以中国政治腐败，国民愚陋，有隙可乘，因此派李希霍芬等人漫游中国十几年，“而于山河险要、地质矿产、海港形势，皆悉心考察，一一笔之于书”。归国后，又耗费心力，乃成此书，“真所谓体大思精、绝世之作也”。同时揭示其撰写此书，告诉德人在中国有浙江、江苏和山东胶州湾等三大良港，皆可占据，而胶州湾尤为最胜，由此可知年德国占领我国胶州湾之事蓄谋已久，“而倡其议者，实漫游之李氏也”，表示了对李氏及其书的警惕。虽说此文中并未涉及李氏提出的丝绸之路问题，但通过其介绍，无疑使国人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该书的基本内容。张氏最后还指出，就李氏此书而迻译之，固非难事，苟得同志五六人，“分门译之，则二三年内，中土之研求地质矿产者，亦得最良之参考书，其有造于中国前途，岂浅鲜哉！是固鄙人所深望者也”。希望有人能将此书翻译出来，作为中国有益的参考。
最早谈到德国史家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间之古代丝路》一书的，则是刊于年《地学杂志》第8卷第11、12合期黄昌寿译的《亚欧交通之历史》。其中说：
“亚尔褒特赫尔门曰：中国与小亚细亚之交通甚古，惟其交通乃系间接而非直接，两地货物之往来，必经多种人之手，始能达到。……考其互相交通之路，大概先由叙利亚海岸，经美索不达米亚，横穿波斯，及阿富汗斯坦北部布哈尔，至费尔干而分歧。一越兴都库什山脉而入印度，为普通之路。一越开白尔岭入印度。尚有一路，从费尔干之北、俄领亚细亚之南部，经西土耳其斯坦，至伊斯色克库尔附近达于古尔卡gulcha（在费尔干省首府浩罕东约五百里）。
”并解释说，普通达印度之路，即亚历山大所利用者，“其至中国，则从费尔干入山路，经特内克达蛮岭，及巴希尔连山诸岭，至东土耳其斯坦，即抵今之新疆喀什噶尔地方。自此又分三路，经塔里木河，过罗布泊而达中国”。又说：“亚尔褒特赫尔门氏之名著《中国与叙利亚间古代之绢贸易》云，经塔里木河流域之东西贸易，西纪前一百十五年以来，达于隆盛之域，又足征也。”文中还简略记叙了海上交通路线，谓“前此东西货物之交易，专由陆路，迨亚历山大时希腊商人与素负胆略之马昔里亚出身之希腊国人等，始由印度航海……自亚历山大之印度洋记录出，希腊人与罗马人对于东方之见闻范围愈益扩充矣”。
文中所说亚尔褒特赫尔门及其名著《中国与叙利亚间古代之绢贸易》，即阿尔伯特·赫尔曼所著《中国与叙利亚间之古代丝路》一书。不过，原书名“DiealtenSeidenstrassen”并未译作“古代丝路”，而被译作“古代之绢贸易”。尽管如此，以上所录确是迄今尚见的赫尔曼这一专著及有关丝绸之路描述最早的资料。此文后又转载于《东方杂志》年第15卷第5期，自然更扩大了其传播的范围，而这一论述确实对此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之后，对赫尔曼著作稍详的介绍，已在20世纪20年代。年《史地学报》第2卷第5期曾刊载“史地界消息”，地理类有《古代华人西域地图之再造》，文中介绍说：“最近德人海尔孟AlbertHerrmann披露一文，题曰《中国古代之中亚与西亚地图》（DiealtenChinesischenKartenvonZentralundWestasien载在——20年德国《东亚杂志》OstasiatisheZeitschrift第八卷第至页），纯由地理方面，补订夏氏之书。海氏志在搜辑元前二世纪至元后七世纪间汉文典籍，据以再造中亚与西亚地图，且进而解释其假定焉。”海尔孟即赫尔曼。文中并附有地图，称“上图略示海尔孟君根据隋裴矩（-H.D.）《西域图记》而再造之地图”，并注明此“图中直线即自中国赴远西之三大道”，也即丝绸之路的三条道路。指出观海氏此图，“由敦煌（在罗布泊东英里）首途西行，大道凡三：北道经哈密，涉药杀、乌浒二水而趋拂菻。中道经今之克什噶尔、撒马尔干而抵第格里斯河（即达曷水）。南道经于阗，拔尔克（Balkh）、伽士尼（Ghazni）等处而达西海滨之北印度。”又说：佚图的再造，异说纷纭，莫衷一是，钩稽排比，“正讹增纂，是所望于中国之学者”。又，同年《史地学报》第2卷第6期所载“史地界消息”历史类有《纪元后七百年时之东西商路》，也指出：“近德人Dr.A.Herrmann出其积年之研究，著一论文，名DieVerkehrsuegeZwischan,China,Indien,undRomumNachChr.Geb，于年由Leipzig之J.C.Hirrichs’schHuchhandlung出版，论东西通商之事。”此文摘录自英国皇家《地学杂志》，进一步较详地介绍了赫尔曼有关东西商路的考证研究成果。通过上述译介，国人对赫尔曼的著作及其对丝路的考证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起，中文文献中已陆续出现“古丝商之路”“蚕丝贸易通路”等不同的称呼；至20年代末，则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等名称。如年《史地学报》第4期刊登了美国克兰普（FrederichG.Clapp）著、张其昀译的《黄河游记》，其中讲到：甘肃的省会皋兰于年建成黄河铁桥，“此实黄河上唯一之巨构。桥上行旅往来络绎不绝，为世界最大孔道之一（古丝商之路），凡自西安西赴新疆、青海及中亚细亚者胥由于是”。文中称之为“古丝商之路”，还是一个较泛的称呼。年《东方杂志》刊登了德国兰柯克（AlbertvonLecoq）著、武育干翻译的《东方与西方：德人新疆考古的新发见》一篇译作。兰柯克是德国考古学家，20世纪初曾在甘肃敦煌和新疆高昌、库车、吐鲁番等地探险考古。此文原载年11月伦敦“TheSphere”图画周刊，自述其在新疆考古的经过。文中开头便指出，在阿拉伯人开通中国和西方的海路交通以前，中西通路仅只由中国新疆通中亚细亚这几条贸易路线，“中国的丝输出印度、波斯以及带希腊风的东方国家，再由此等国家输入它们的土产，都是在吐蕃（Turfan）会合，那时它的都会高昌真要算是最繁盛的区域”。又论述西方希腊艺术对东方的影响，“这种新艺术便借赖一种新信仰，由这条蚕丝贸易通路传播到中国、日本；不过因其他各种势力之羼入，颇多修正罢了。”文中所说“蚕丝贸易通路”，即Seidenstrassen“丝绸之路”的意思。
自年第2期起，《地学杂志》曾连续刊登了斯坦因（A.Stein）著、孙守先译《亚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历史上之影响》。其中谈到：由地理上观察，有南北两大干路，在贸易方面则北路更为重要。指出饶玲逊、玉尔（SirHenryRawlingson，SirHenryYule）两大学者曾由研究所得，“证明此路确与托里陌《地理》中所言之古代商队，由中国贩丝至乌浒河流域及大夏诸地之道路相符也”，“此诚古代东西商业关系极饶兴趣之一瞥；以此关系，希腊化之西亚及叙利亚诸地，遂与远东产丝之国发生接触”。又讲到“此道殊能引起绝大历史上之兴趣，因其为中国及中国蚕丝贸易最先与中亚及西方接触之道也”。而由楼兰所掘得的彩素绢缯观之，“足证精美且饶艺术价值之中国丝织品，系遵此道越楼兰而西也”，“因其恰被保存于古代丝品贸易之途中也”，故对研究古代东西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指出这些丝织品“且皆带希腊色彩者。无论此种纺织品系属土产，抑系自中亚以西输入者，对此古道在数百年中曾为文化交互影响之冲途，吾人已得明显证据矣”。还说：“于是亚立山大城地理家托里陌（ptolemy）遂藉之诏示吾人以古代商队，由遥远之塞里克（Serike，塞里斯人，Seres之地，即中国也），贩丝到达西方之路径。”
值得提出的是，年《地学杂志》第1、2期刊登了英国赖提摩尔（OwenLatimore）讲、田嘉绩译《亚洲腹地之商路》。此文原名CaravanRoutesofInnerAsia，系年11月5日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讲稿，讲述关于蒙古及中国新疆的地理及商路。其中论述说：公元1世纪中，“强武之匈奴部落，曾据巴里坤塔格岭一带（BarKolTagh），扼由甘肃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商路之冲者甚久，遂迫华人另辟艰难险阻之‘丝道’，即由罗布淖尔荒野以至南部中国土耳其斯坦之大道也”。又称：“横的交通之所以兴盛，似由于通行税之发达；而中国开辟‘丝道’，在历史期上，实为此地通行税之权舆也。”还讲到，“现时中国土耳其斯坦之通行大道，即沿天山之南北二道；至于沿阿尔泰之‘游牧进行方向’及由罗布淖尔荒地经过之‘丝路’，已陷于废弃矣”。可注意者，文中同时使用了“丝道”“丝路”的名称。这是目前笔者所见最早使用该词翻译的例子。另，年《辅仁学志》第1卷第2期德国柯劳斯（F.E.A.Krause）著、从吾译并注的《蒙古史发凡》，在注中列有参考文献：“哈曼博士（A.Herrmann）《中国叙利亚间的老丝道》.P.18-20”，将赫尔曼的原书名“DiealtenSeidenstrassen”译作“老丝道”。姚从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多年，时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讲师，姚译作“丝道”比之前“绢贸易”显然更准确到位。以上数例，可证至20年代末，在相关译文中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的名称。
与此同时，在中国人自撰的论著中，也开始出现了有关丝绸之路的论述。如武堉干不仅翻译了前述德国兰柯克的一篇译作，还撰写了《中国国际贸易史》，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第一章《导言》中，便引述了赫尔曼《中国与叙利亚间之古代丝路》一书，指出“惟据亚尔褒特赫尔门（A.Halma）所云，中国与小亚细亚（AsiaMinor）之通商，当时均系间接而非直接”云云，“此则纪元前与中亚细亚通商大概情形也”。而在前一年，他即讲述过《中国国际贸易史及现代中国国际贸易述略》。在其专著第二章《与罗马之贸易》中，更详细作了具体论述，如论及魏晋南北朝对外贸易时说：
“在此期中，中国与罗马之主要商品，其由中国输入罗马者，仍以丝为最重要。良以此际中国制丝方法尚守秘密，而罗马又需丝甚殷，此中国之丝所以仍源源输入君士但丁堡等处也。在西历五二七至五六五年时（梁武帝大通元年至陈文帝天嘉六年），罗马皇帝交斯第尼（Justinian）之主要对外政策，即在“重开华丝通路”。盖此等运丝通路，前为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所阻塞，而罗马君主因欲恢复华丝贸易之通路，乃不惜与阿卑色尼亚之王结盟，强迫波斯重开，此其重视中国之丝，可见一斑焉。未几运丝道路通后，罗马之景教徒来中国者渐多；而中国养蚕制丝之术，亦遂由此辈景教徒，自西域陆路方面，潜传以至罗马，此实开欧洲育蚕制丝之权舆焉。（参考T.F.Cartor:“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第十二章第87页）
”文中多次说到重开“华丝通路”“运丝通路”、欲恢复“华丝贸易之通路”及“运丝道路”等。其论述所参考的书籍，综计有Sochill（苏希尔）：ChinaandtheWest（《中国与西方》），H.G.Wells（威尔思）：OutlineofHistory（《世界史纲》），日本桥本增吉《东洋史》转引Yule（玉尔）：TheOldestSea——RoutetoChina（《中国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书中所述，以及T.F.Carter（卡特尔）：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被史》）和日本内田寿《支那贸易事情》等论著。
由上所举，可证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文相关译作中已采用了“古丝商之路”“蚕丝贸易通路”等不同的称呼；而至迟于20年代末，已开始使用“丝路”“丝道”等译名。相应地，在国人所撰的论著中，也出现了“华丝贸易之通路”“华丝通路”“运丝通路”“运丝道路”等不同的记载，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最初接受外来的“Seidenstrassen”或“Silkroad”“SilkRoute”的名称和概念，并见之于译著或论著中早期接受状态的反映。因此，并非如之前学者所说的那样，推测“应该可能是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用”此名词，甚或认为直至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只是在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开始使用了这一名称”。总之，揆之史实，实际的情况显然比我们原先认知的要早得多。
二
如果说，在年代末以前，“丝路”“丝道”的名称还仅是零星地出现在专业杂志上的话，那么，自年代初以来，有关“丝路”“丝道”的说法已在不少译著、论文中出现，尤其是年之后，已逐渐流行于学术界和一般的报刊传媒中。
从译著方面来说，年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期刊登了觉明（向达）译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文中称斯氏自——年曾三次至中亚考古，因取InnermostAsia第一册之《导言》择要译述，借当介绍。斯坦因称自己年7月中旬，始启程赴俄属帕米尔及妫水上游，“自阿拉山谷迤逦而下，循马立努斯（Marinus）所云中国向西之古丝道而行”，以达阿尔楚尔及大帕米尔，当时他以继续“追寻古代中国与中亚交通往来之商道军路，借考古所得与夫中国史书上之一二纪载，互相印证，竟克觅获此道”。在哈剌特斤（Kara-tegin）觅获“古代丝商到大夏之故道以后，余乃越不哈剌群山，趋撒马尔罕”，此后乘外里海铁道而至波斯。
从年第4期起至年间，《地学杂志》曾连载德国考古学家勒哥克（AlbertvonLecoq）著、陶谦译述的《中国土耳其斯坦地下的宝藏》。在《叙论》中，便多处论述到“丝道”的问题：“如是佛教和它的艺术，因此达到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各国，以后并沿着著名的‘丝道’向东方走；在北则沿天山，在南则沿昆仑。这些丝的道路，互相交叉于吐鲁番的水草地中，而库车古城就是最重要连络点。”又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在各时期中，当一个强大的王朝据有王位时，“中国必被迫地在丝道经达各国的地方，沿途设置防营，加以保护，并且中国对于附庸的无数小邦，每具有极大的权威”。年蒙藏委员会又出版了完整的郑宝善重译本，题名《新疆之文化宝库》。在《导言》中分析指出：
“佛教之文化既输进新疆，更继续东进，经旧日之丝路，（昔日欧亚交通，中国丝绸运往欧洲，即系此路。）越天山直达昆仑之南，所过之地，类多沙漠。吐鲁番附近之高昌，（此地发见有旧城，及各种建筑。）为昔日交通之重要市镇，凡印度人足迹所及，无不施之以佛教之文化。此为四种文化，自西徂东，输入新疆之一。
”书中还讲到，当8世纪以前，“新疆确为东西贸易市场之中心，丝路之经过，或在天山之南，或在天山之北，皆为中国与印度、波斯及东罗马帝国之货物交易场”。又叙述说：“厥后中国至波斯之海路通行，而欧亚间之丝路，人迹渐稀。游牧之蒙民既多，而文化亦逐渐衰落。”两种译本均有“丝路”“丝道”的相关论述。
在这段时期中，“丝路”的名称得以有较多的传播，从现实因素来说，与国外著名的探险活动家斯坦因、斯文赫定的几次考察活动直接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亚与我国西北地区日益浓烈的兴趣，一些国外的探险活动家在中国组织了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其中尤以斯坦因、斯文赫定两人的探险考察活动最为引人注目。如年斯坦因组织新疆调查团，斯文赫定先是于年组织中亚细亚探险队赴新疆考察，年又受中国政府委托，率领考察队前往西北勘察。这些活动当时在国内还引起了一些风波。
年代以来，在报刊上即有一系列斯坦因、斯文赫定等探险活动的报道。从当时前后报道来看，多已谈到“中国运丝赴罗马之故道”“中国运丝往欧洲之路”等，均与“丝路”密切相关联。如《大公报》年7月17日，标题为《斯坦因新疆调查团已取道印度出发，觅纪元前中国罗马相通之故道，深饶历史价值之一种艰险事业》，开头说：“加尔各答六月三十日合众社讯，奥人斯坦因爵士SirAurelStein本日自此间出发赴新疆，探觅耶稣纪元前中国运丝赴罗马之故道。”并称“此举在历史上性质颇为重要，且行程甚为艰险，往返行程约计有五千英里”云云。同时，其他如年《时事月报》第4期《新疆考查团何多》报道说：“此次斯氏前往，系在探觅耶稣纪元前中国运丝赴罗马之故道云。”《湖北省政府公报》也载《斯坦因新疆调査团己取道印度入新》，称“奥人斯坦因爵士本日自此间出发赴新疆，探觅耶稣纪元前中国运丝赴罗马之故道”云云。此后年吴绍璘编著的《新疆概观》一书，便沿用了上述的相关报道。
对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也有多种报道。年10月22日《大公报》报道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博士于昨晨由平出发，赴新疆探险，路透社记载颇详，兹为译志如次。称赫氏首次探险在年10月，“此次赫氏任国府特别顾问，此行将探觅一自新疆通海岸之汽车路线”。赫氏抵归化后，将渡戈壁直趋哈密，“由彼处将视察塔里木河下游，以期发现二千年前中国运丝绸至罗马之故道”。次日又称：赫氏“现在又要到新疆去探险，想寻觅两千年前中国运丝绸到罗马的故道，为直通海岸的汽车路线，以古稀的高年，在异国作万里的长征，这是何等伟大的壮举！”之后《大公报》更有一系列的跟踪报道。如次年11月3日《大公报》刊载《斯文赫定已由新疆东返》，称他于10月离迪化东返，“此次考察目的在测量新疆至东方之汽车路，一为经过蒙古大沙漠之古代贩丝所经之路，一为甘肃之大道。斯氏在该处考察，已有一年”。年1月1日又载中央社瑞典京城哈瓦斯电：“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奉命勘察古代中国运丝赴欧洲之路，现已行抵甘肃省肃州城……大约将于明年三月后始能返国云。”
其他如《时事月报》《申报月刊》等均有这方面的报道。如年《时事月报》刊载《斯文赫定氏再赴新疆探险》，同年11月《申报月刊》载《斯文赫定往新疆探险的行程》。当他次年归来时，《时事月报》又有《斯文赫定由新疆东返》的报道。直至年还报道《斯文赫定行踪》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奉我国铁道部命勘察西北交通路线，其所注意之路有古代中国运丝往欧洲之路”云云。
受此推动与影响，当时还翻译出版了斯坦因、斯文赫定的两种考古探险著作。一是斯文赫定著《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作为著名的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曾负笈柏林大学，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弟子。他写过一部叫做MyLifeasanExplorer的书籍，记述了他在亚洲腹地尤其是在我国新疆、西藏一带探险考察的经历和见闻。年此书脱稿后很快风靡世界，以多种文字出版。在年代，该书已有两种中译本。一为孙仲宽译本，书名《我的探险生涯》，为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年出版。一为李述礼译本，书名《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开明书店年3月初版，一年后即再版。李译所据为德文本，前有徐炳昶的序。两种译本中均谈到了“运丝大道”，如孙译本第四十一章《埋没在沙漠中的楼兰城》，论述作为中西交通枢纽楼兰古城的重要性，称道它“是边境的锁钥，是亚洲中部古代大道——尤其东方之中国和西方之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间往来运丝的大道——的门户”。李译本此段译作：“照恭拉底的推定，楼兰盛行着‘一种古代与现代、野蛮与中国的混合文明’。因为楼兰是一座边境的堡垒，是亚洲腹部古道，特别的介乎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叙利亚和罗马之间‘运丝大道’旁边之一个前站。”
二是斯坦因著《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此书原名OnAncientCentral-AsianTracks（《中亚古道探访记》），记述作者四次探险的经过，它与斯文赫定的自传《我的探险生涯》齐名，并称“中亚二记”。该书先后也有两种不同的译本。早些有王竹书翻译的《新疆南路探访记》，连载于年《边铎月刊》《天山月刊》。其第二章《中国拓地至中亚细亚及诸大文化之接触》，有“中国丝业输出之路由”一节；第九章《在罗布海底上寻觅古道》，称其此行目的之一，是寻觅自楼兰东去中国的古道。在楼兰遗址发现了多种精美的丝织品，“可以表现当日经楼兰西去之中国丝织品美术式样及工艺之绝技。此等中国丝织，皆基督降世前后之物，又即保留于最古丝业商道上，传诸我辈，此中实具有一种特殊之兴味”。此书共21章，王译似乎未刊登完。
更出名的是向达译本。如前所述，向达先曾译有《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略记》，之后又全文翻译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在第二章《中国之经营中亚及各种文明的接触》写道：这些使节所带中国土产之中自然有著名的丝绸等物，“自此以后丝绸遂由安息同叙利亚以达于地中海，号称‘织绸人’的中国人的声名，不久就达到希腊同罗马文明的大中心城市了”。在第九章《循古道横渡干涸了的罗布泊》中，指出“中国之同中亚以及辽远的西方直接交通，因而开了这一条古道，就是由于古代的丝绢贸易，这种情形我用不着多说了”。又说这里所获得的五彩和红色美丽的花绢，“十足可以表现贸易仍取此道经过楼兰以向西方的中国丝织物美术方面的风格以及技术上的完美。西历纪元前后中国织物之残遗，其所以引起特别注意，乃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就在最古的丝道上保留到今的”。
两书出版后，受到了当时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徐炳昶在李译本《序》中便推荐说：“我希望这个译本不久能成了全国青年学生最爱好的读物，那对于国民精神的振发，将有不可限量的良好的影响了。”陈豪楚推介两书说，本书现已译成中文，这是很可喜之事，称道“两种译本的文字，同样地忠实可靠，青年读者将借此书而与这位世界著名探险家握手”。吴绳海在《介绍几本暑假中可读的书：亚洲腹地旅行记》中指出：“本书是游记式的体裁，但同时又未尝不是一部极有趣的小说，在暑期中是极适当的读物。”上述两书的出版与推介，无疑对于丝绸之路的介绍和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也扩大了“丝路”在社会上的影响。
有关探险的演讲活动则进一步推动了“丝路”在社会上的影响。如斯文赫定曾多次在国内作考古探险活动的演讲。年，他最早在中国地学会的一次讲演中，便谈到他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考察新疆罗布淖尔时，在沙漠中发见了楼兰古城，“楼兰当古代东西交通大道，罗马及波斯丝贩多至其地”。在年西北勘路活动完成后，当时的报章杂志还多次报道了中外记者的采访与他本人演讲的情况。如年3月18日，清华大学邀其作公开演讲，题目为《新疆公路视察记》，原题作Sing-KiangHighwayExpeditionfortheGovernmentofChina，由侯仁之译述，刊载于《禹贡》杂志。其中指出：楼兰城在历史上的位置，可以说是保护东西贸易大道的一个堡垒，“在耶苏生时的前后，潼关、西安、楼兰、疏勒、喀什噶尔、葱岭、波斯、亚拉伯以至罗马，乃是东西贸易交通的一条大道。贸易物品即是丝。丝之贸易那时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中国丝在罗马是很受欢迎的”。赫氏后又至上海，《晨熹》杂志刊登有关报道称，赫氏应聘入疆探路，历时十八个月，现“已由京抵沪，向中西记者报告考察经过”。又一次谈到：“三月至库车，发见古城洛伦（译音）［按即楼兰——笔者注］……又古代中国丝绸，亦经此而运送至地中海，转运赴罗马。”其他如天津《益世报》等也多有转载。
直至年斯文赫定返回欧洲后，《申报周刊》还以“德国通信”之名，刊登了华人记者冯列山在德国对他的访问。在《斯文赫定访问记》中，冯氏称斯文博士去年回到欧洲后，“他的行踪，他的言论便成为各国报纸的材料”，特别是德报对他的记载更为详尽。他此次在德国各城演说，“就大受德人热烈的欢迎，入场券售价三四马克起码，而每场仍有人满之患。风头之健，较之中国的梅兰芳先生有过无不及”。采访中谈到欧亚交通的古代“丝路”问题，记者问：“你受了我们政府的嘱托，考察欧亚昔日交通的旧‘线路’（赫定博士的解释罗马时代中国丝织物曾由此路运至欧洲——记者），可否请你将此次考察的结果，关于这种交通问题的可能性解释一下？”斯氏回答说：“昔日欧亚两洲交通的旧‘路线’，据我考察的结果，目前极可以改造为汽车公路。”他还透露了自己的一个著述计划，说他“此刻所预备写的是一本大书，书名就是《线路》。我打算将全部旅行的经过并对于中国的整个印象都包括在此书中去”。此《线路》实即是斯文赫定于本年撰成的TheSilkRoad（《丝绸之路》）一书，后以瑞典文、德文分别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德国莱比锡出版。
除在国内几次演说外，斯文赫定返回欧洲以后，还曾在世界各地演说，对此国内也不乏报道。年《西北导报》上，即以《欧亚通商之始原，新疆欧亚“丝路”远在数千年前》为题，报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讲”：
“外部据驻挪威使馆电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倾在挪京澳斯麓，应文化团体之敦请，讲演在中国新疆一带考古经过，深谢中国当道之赞助，并谓彼在新疆时，曾探得中欧“丝路”为历史上极有价值之发现，此项“丝路”负有欧亚交通商务之重要使命，乃为欧亚航海途程未开辟以前，中国丝商运丝赴欧所经之途径，现在虽多已破坏，或湮没，但仍可寻觅其蜿蜒之遗迹，可见中欧交通商务远在数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来，文化之沟通亦可于斯路得其梗概。彼并谓中国为一土地广博之伟大民族，世界无与伦比，现在全国上下，正努力于开发与复兴工作，前途实不可限量云云。
”同年，《外部周刊》上刊登了《驻那威使馆通讯》（第56号），其中载“斯文赫定博士在那京大学演讲考察新疆情形”（附照片）。报道说，本年1月15日，挪威地理学会请斯文博士在那京大学演讲，是日赴会听讲者，除当地人士及学者外，挪威国王、王太子及瑞典公使等均被邀前往，本馆王代办及夫人亦准时出席。其中也谈到，“在昔原有所谓‘丝路’，为中华丝茶运往欧洲经行之路线，惟日久湮没，不复可考”，故建筑公路，必须事前实地查勘云云。
以上这些报道及斯氏的演讲活动、记者的采访等，说明丝路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不仅引起了学界和知识分子的重视，而且扩展到了一般普通的民众和学生，在社会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
英文本名TheSilkRoads，SvenHedin用瑞典文原著，美国纽约E.P.DuttonCo.出版，定价美金五元。
文中评论说，斯文赫定在年近七十时还接受中国政府的聘请，领导一个探险远征队，“从中国出发到新疆，设法调查是否可以沿着那条古时的丝路——古时从西安到撒马尔罕及欧洲去的马车道路——而砌造一条现代化的汽车公路”。称道说：“赫定博士决定产生一部‘三段曲’，所以对罗布泊的荒漠插曲，同时积聚了整个的插话，以便写成关于‘丝路’的第三本书。”对此书作了很高的评价。同年12月，作者“筠”在《图书季刊》又推荐介绍了这一著作：
TheSilkRoad.（丝路纪行），（瑞典）斯文赫定，SvenHedin著
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
p.with31platesandamap.
文中指出，斯文博士为研究我国地理者之权威，著述宏富，为世所重，此行考察结果，已刊行的著述计有三书：（1）《大马逃亡记》（BigHorse’Flight），（2）《罗布诺尔湖之变迁》（TheWanderingLake），（3）即《丝路纪行》，述此行沿途的经历、趣闻与感想等。指出：“所谓‘丝路’者，为秦汉之际丝运入中亚细亚及欧西等地之古道。由洛阳、西安经敦煌出玉门关，以楼兰为中心，而入印度、波斯、西欧各地，汉武帝时，通西域，击楼兰，迨亦取道于此。”又解释其书名的来源：“按‘丝路’之名，非中国所沿用，乃见于德国地质家BaronvonRichthofen‘deiSeidenstrasse’，赫氏乃引用之以记其书名。”指出新疆地大物博，此线之成有助于抗战建国者至巨，并称道赫氏以古稀之年，长途跋涉，“查勘此国际交通路线，厥功至伟，至其记叙生动，文笔风美，尤其余事也”。
由上可见当时中国学界对其的重视和推介。其实，不只是广告书评，年文史社编辑的《史地论丛第一辑》，在“编后记”中指出：“西北国际路线古已有之。数年前瑞典SvenHedin氏奉国民政府之命实地考察通新疆的道路，乘便探访古代蚕丝贸易的路线，归著《丝路》一书。今闵乃杰女士译《中国与罗马的蚕丝贸易》一文，可与前书对照阅读”云云。此期李长傅还译出了斯文赫定所撰《罗布泊考》。文中论述说，楼兰“为昔日中欧交通道之外堡也。当时中国骆驼队商，运丝绸赴罗马极多，供帝国艺妓歌舞装饰之用。此商道取途罗布诺尔岸边”。还指出，赫尔曼博士已于年“在其著作DiealtenSeidenstrassenZweischenChinaandSyrien内，将二千年前中国至罗马之运丝大道叙述明确。并于中亚图上表明此大道由中国本部经南山北麓，而至敦煌及玉门关”，以及此后分为北、南二路的情况。对赫著作了甚高的评价。在当时相关论著中，也往往将国外研究丝路的一些著作列为重要的参考书。如王云五著《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在《外国学者编著之文化史》“中外交通与贸易”部分，即列出了赫尔曼的德文论著等。这些均表现出当时学界对海外“丝路”研究学术动态的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