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斯坦因之惑
年，英国人斯坦因以两重身份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一个身份是考古人，另一个身份是地理测绘人。
正是这两重身份，使他在跨越瓦罕与敦煌这两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时，微妙地解悟了一个重要现象：地理思维的偏执如何影响历史叙事。
斯坦因在喀什葛尔向东的绿洲边缘考古时，他的助手是一群有远行意志的维吾尔阿訇和村民。
斯坦因的维吾尔古团队
当地理方位的表盘上没有人文遗址的指针时，面对无边沙漠，考古学家并没有今天的这种地理方位的信心。
斯坦因的地理决心，并不是指南针，正是中亚这群维吾尔阿訇对不确定的、绝望的远方的地理决心。
这些没有中断历史记忆的察合台汗国人，他们的文化基因里，只有穿破地理的绝望，才能在十字路口之外的地区谋取商业利益。
丝路的历史既是汉唐的丝绸与瓷器穿越瓦罕与伊犁河谷的西方运输史，也是粟特人、突厥人、波斯人向东的商业穿行史。
在古代中亚的历史中，察合台汗国的腹地就在塔里木盆地。
西来的商队的南线正是沿着沙漠的边缘，从瓦罕向东，从喀什葛尔向东，从且末向北，从哈密向东，一直远行到敦煌——明确的中亚与中原文化十字路口。
中亚沙漠的阿訇们凭借他们的商业基因与地理方向决心，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寻找到了尼雅遗址、磨郞遗址与楼兰遗址。
尼雅遗址
然而，在祁连山下测绘与考古时，斯坦因意识到：当骆驼队的维吾尔人换成毛驴队的甘肃人后，他自己的地理视野一下子缩小了。
毛驴队的人不停地抱怨远方的陌生与危险，一旦遇到高山，毛驴队的人就叫苦连天，消极被动。他不得不取消在额济纳地区更大范围的地理探险。
斯坦因写道：“概而言之，在甘肃居住的中国人对山畏惧到万分。最近的一座山岭以外他们便视为禁地，裹足不前”。
02毛驴与骆驼的隐喻
在斯坦因第一次由西向东的探索中，骆驼与毛驴隐喻了地理思维的偏向——这一历史与文化叙事不怕偏向的动力。
驼峰为不确定的远方准备了穿行的感叹号！
这是一个外向的地理思维，意指着着穿越、迂回、远方。历史上粟特人从中亚沿着草原线一直走到女真人的大兴安岭，就是骆驼的思维逻辑。
骆驼路线上，西域胡商的地理方向决心，坚固了他们的商业大道并成为宗教与语言符号的第一级传播者。
西域胡商给中央亚细亚的突厥人传播了古叙利亚文写的摩尼教经典；信仰摩尼教的突厥人向蒙古部落传播了古叙利亚文转造的回纥蒙古文；蒙古人向女真人传播再造了古叙利亚文为原始基础的女真文——这些文字今天还在故宫的牌匾上，名为满文。
故宫牌匾上的女真文字
毛驴是内向的圆圈，即使在祁连山下它也是家庭磨盘的转圈和村落里精耕细作的句号。
这是一个内向保守的地理思维。
在农耕文化面前，不可耕种的区域就是化外之地，毛驴的世界观即便一座山，也代表远方。
苏晓康在年代的《河殇》中，用黄河与大海的颜色象征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以此启发民族地理思维的改变。这是对斯坦因之惑无意的历史回应。
这种卢梭式的地理人类学思想，在学界触发了当代中国对于海洋文明的向往——向东南开放战略。东南开放的地理方位，恰好是唐帝国后年中国海洋贸易的重镇：广州与泉州之方位。
斯坦因与苏晓康在北方中国人内向地理思维的发现，不只发生在甘肃，另一个典型的地方是山西。这两个历史的上的传播走廊，无论是其地理位置还是居民的人类学特征，曾经都是商业文明的大道居民的象征。
他写道，那些因为贫困而从山野迁移的村民，最后又集体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苏晓康将之命名为内向的黄色文明。
在保守的年代，这一观点受到了批判。当年华南成为世界工厂后，关于黄蓝二色的文化思维的讨论早已为人遗忘。
03偏脖子主语
斯坦因之惑来自一个偏脖子文化思维——中原地理中心的叙事偏执。
这就是中原方位霸权的地理魔术。
在礼教浇灌的“中心-四番”的天然地理思维，文化的传播以东西南北为低级的边疆、亘古的化外、天然的蛮荒。
斯坦因考古队在新疆婼羌的磨郞遗址中发现的有翼天使壁画，这是极其罕见的男性青年天使画，它是希腊文明明确地在阿富汗栽培出的健陀罗文化的经典代表，自然而强势地在塔里木的绿洲文化里生长。
中心的地理偏执是乾隆本人象征的女真精英华化的依据。也是中华民国时代陈垣写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时潜藏的传播地理方位。
乾隆在接见英国政治家马嘎尔尼外交使团的三跪九叩的礼仪之争时表现无遗。女真人从北向南认识世界、原始开放的政治视野，自乾隆接见使团止正式成为它的文化遗产。
乾隆开始的女真华化为礼教的中原主义——这种长期坚守的中心化传播地理思维，一旦成为合法地理方位后，就迅速固步为长城为界的关内文化民族主义，强行对四番做文法一律的表述。
四番不只是地理方位的四番，也在心理上上的边远与未化。这是古代中原传播的地理方位。每次中原民族主义的爆发，都以四番为宾语强行定义。
自汉帝国始，与匈奴、吐蕃特、突厥“和亲”的动机本质上是中心防御四番的政治示弱，但是历史文书上却是来自中心对于四番边缘的礼仪宣示和精神胜利。
这使得中原历史学家在认识中亚时一直带有意识形态的自信和面对现实的逃避。
大人与小人比例下的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
05沉重的地图下部
在欧洲，东方类学刊今天仍然充满地理方位上的偏见与强势，天主教区的大陆上向东的所有土地都是东方主义的疆域。
已故的哈佛大学教授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挖掘了东方学的叙事方位与腔调：东方是天主教的边疆，东方是理性未开化传统社会，东方是版面上的国际新闻，东方是他者。
霸权是地理方位偏见的父亲。
当霸权的视野投射到地图这一浓缩的象征体系后，就炮制了自身方位的优越与傲慢，进而涵化了比邻民族的心理认知天平——这是一张常识偏见的温床。
中心化地理指向在心理上不断地赋予地图和词汇以新的攻击意义，词汇的所指意义层累积增加，直至意义的重新改写。
冷战时代，东欧这个名词的地理所指对西欧来说充满了阴冷与集权的恐惧的气息。西方这个词自鸦片战争以来成为中国人心中霸权、器物、殖民、天主教的混合印象体。
面对地图上的北方，在中原地理方位的历史中有微妙的心理意义。北上抗敌都是非常艰难的雄心，但大军南下可以造成高处席卷的气势。
在中苏对抗时代，挂图上的北方苏联给中国新政权以极大压力。“苏联陈兵百万在北方边境”对于习惯于温带苛安生活的中原农业社会，造成了焦虑的、时时发作的民族主义。
上北下南式令中国人心理压迫的苏联地图
年的边界冲突后，印度面对喜马拉雅山北坡的邻居始终有热带对于寒冷的恐惧，尼赫鲁日夜不得安心。
极端的时候，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把地图翻过来。同样，年代的台湾民粹主义者也呼吁把大陆与台湾的地图倒过来看并真实出版过这样的地图。
对于古代国家，虚构的中心-边缘的环状地理思维被民族国家在挂图上真实的左右与上下位置所取代。这是君主时代的天下地图观的一个重大方位演变。
阿拉伯人最早绘制了以半岛为中心的世界海疆图。后来埃及法蒂玛王朝的什叶派教士，以埃及地区为大陆中心，以世界其他教区为称为岛屿，向东非、西非、印度、高加索地区传教。
轮船大航海后，欧洲人绘制了以欧洲和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在风帆的征服中，欧洲人的陆地世界观共有四级：欧洲、近东（东欧）、中东、远东。
这是一个准中心四番世界观。这一认识甚至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设置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命名时。
明帝国后期禁海，困守广东肇庆而不能在内地传教的利马窦，智慧地修改了自己心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地理意识形态而获得了北京的居留证。
利马窦第一次绘制了包含明帝国在内的山海舆图。作为最早身着儒服的传播教士，将欧洲的大西洋中心模式变成明帝国为中心的模式，绘制了《山海舆地全图》。
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图》
深谙中原民族主义的地理偏好，作为意大利方济格耶酥会的成员，利玛窦成为明帝国时传播宗教成就最高的基督徒。
地图里的象征比例浓缩在位置的摆布上，对于观看者充满了萨满式的心理象征满足。明帝国按照汉赋象征的宏大、中正的天下架构，“获得”了地图的中心的位置，继续巩固中心的思维方位。
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和关于古代中国的历史叙事，长城南北、敦煌东西、江表江里这三组方位，关系万千重，在历史叙事上呈现了强烈意识形态的地理偏向。
江表江里是中原流亡政府的礼教边界线。关内关外是华夏与北胡的民族边界线。东土西域是东亚与中亚的文明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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