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刺桐港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
泉州是一座古城，历史悠久，在周秦时期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西晋末年，中原地区连年战乱，大批士族（士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向南逃难，进入闽地。不愿意离开的，或者不愿意再继续奔走逃命的，就在沿江的地方，找到适合居住的环境，定居下来（为什么在沿江的地方？有水系的地方更容易生存，水源问题得以解决，江中鱼虾，江边环境，都是相比之下，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
晋江就是由此而得名的（现在许多人知道晋江是中国鞋都，却不知道晋江其实是闽南文明的发祥地）。
如果说中原人南下而在闽地得以繁衍生息，那么，晋江就当之无愧是南下人民的母亲河。就像黄河一样，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因为黄河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南下的士族来到闽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这也使得晋江两岸的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
泉州自古海上交通就很发达，直到唐朝年间，中国迎来了隋朝之后的第一次大一统，开放的外交国策，很快让世界了解了泉州，也让泉州了解了世界。有人把唐朝和宋朝对比，比较哪个朝代更加开放，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改日也值得我们细细研究。唐朝有一个奇怪的特质，是别的朝代不具备的：唐朝因为内乱，国都沦陷了五六次，但是它却是历史上第三长命的朝代。这一点肯定有其绝对的原因，我们也改日再单独探讨。
在唐代的时候，泉州港已经成为中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会泉州城会有“市井十洲人”的说法了。直到宋元时期，泉州港进入全盛时代，成为了“东方第一大港”，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各个国家的商人和使节在此登岸，彼此交易货物，交流文化。同时，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古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世界各地方的宗教，聚集泉州，广泛传播，和谐共处。
因此，泉州又有了“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关于中原士族南迁闽地，史料都有记载，后有学者称其为：衣冠南渡，沿江而居。
西晋，惠帝时期，约公元年，发生了“八王之乱”，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战乱频发，中原百姓纷纷南下避乱。曾经显赫的士族，衣衫褴褛地结伴向南奔逃。战乱之处，刀光剑影，哀鸿遍野。在南方的山林里，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跋山涉水，披荆斩棘，找到一块可以生存的乐土。相继有三大批人南迁，形成了北方汉人入闽地的第一次高潮。泉州濒临大海，习惯在中土平原生活的人们，沿江而居，因为思念故土，将这条江起名为晋江，以此铭记自己的故乡。这些南迁的北方士族，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还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福建最早的道教和佛教，就是在那时候兴起的。泉州之所以迅速崛起，还有一个原始是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泉州在中国东南边境，沿海地区。即便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相比起北方混乱割据的形式，南方的环境相对稳定，泉州一带似乎没有发生过战争。
在这相对安定的时期，泉州开始蓬勃发展，海外交通也悄然展开。
因为海外交通的便捷，在陈永定二年（年），拘那罗陀到达晋安郡，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天嘉二年（年），抵达南安丰州九日山延福寺，在这里他翻译了大乘《金刚经》，这是世界上有关《金刚经》从梵文翻译成汉字的最早版本，拘那罗陀也成为五代至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抵达福建的外国人，而九日山延福寺则被称为：中国南方佛教最早传入地。
隋唐时期，对于泉州还有众多特殊意义：这一时期，穆罕默德的两位爱徒三贤、四贤远渡重洋，来到泉州传播伊斯兰教，留下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救过秦王李世民的嵩山少林寺“十三棍僧”之一的智空禅师云游至此，选址清源山麓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南少林寺；桑园园主黄守恭，受和尚点化，辟出大片园地建造开元寺。这一时期，别驾赵颐贞开凿沟渠，舟楫已能通于城下；欧阳詹高中进士第二名，与韩愈同榜，为泉州中进士第一人。当然，我们更不应忘了，公元年，正是泉州正式得名之年。
泉州的主山是北郊的清源山，因有乳白的泉水从山上石窍间清冽地源源流出，清州的名称即以山名而得。也许有人发问，既然隋朝称福州为泉州，难道福州也有个清源山?这是毫无疑问的，福州也有个有流淌泉水的山，称之为：泉山。
明朝编《泉州府志》时，因为弄不清这种问题，出了笑话。他们把《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汉武帝命买臣南征，东越王保守泉山之事，错认这泉山是清源山，那马前泼水的朱买臣曾到闽南来。其实《汉书》的泉山指的是福州的那个泉山，和清源山无关。唐朝之所以把泉州之名从福州移来，是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有泉山，都是符合山川形势的。至于泉州后来曾干脆改称“清源郡”，清源也成为泉州别名之一，都是从这山源源流出清清泉水而顾名思义的。
关于福州的泉山，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要从铸剑说起。铸剑高手除了干将、莫邪之外，其实还有一位高手，名叫欧冶子（《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载：阖闾请干将铸名剑二枚，干将者，吴人也，与欧冶子同师，俱能为剑）。
如果记载可信，欧冶子与干将是师兄弟的关系。咬文爵字地推敲，欧冶子的铸剑水平，应该比干将要高明一些。还有传说，欧冶子曾为越王勾践铸了五柄名剑：湛卢、巨阙、胜邪、鱼肠、纯钧；
也曾为楚昭王铸了三柄名剑：七星龙渊、泰阿、工布。
欧冶子铸造的宝剑中，湛卢剑最为有名，称为“天下第一剑”，传说曾传到南宋名将岳飞手中，岳飞被害后，剑不知去向。
而相传欧冶子铸剑之处，就在福州。
福州自古流传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史话。这藏着的三山中，就有一座叫做冶山，因欧冶子铸剑于此而得名。泉山就隐藏在中山纪念堂西、欧冶池南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泉山正是冶山山脉的一部分。
所以最早泉州指的是福州，是隋唐时设置的一个州，治所位于今福建省福州市。晋朝时置晋安郡，后升为闽州，辖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始为刺史治所，后改为丰州。至隋朝时，首次改为泉州，后又改为闽州，再改为建安郡，辖有四大县，治所在闽县。唐朝时改为建州，移治建安，后又析置出为泉州，后再改为闽州都督府。
泉州这个名称在那时候，移给了现在闽南的泉州。直到唐代开元十三年（公元年）又改福州都督府，置经略使，才改闽州为福州。
此乃福州之始！
泉州也称刺桐城，皆因环城遍植刺桐树。史料记载，最早种植刺桐树，可以查阅的能够追溯到五代时期。留从效扩建泉州城的时候，重加版固，旁边种植刺桐树，环绕起来。此后，泉州开始以刺桐港文明整个中世纪。几经扩建的刺桐城，在南唐保大四年的时候，城门从四个增加到了七个，范围从三公里扩大到了二十公里，当时刺桐城的面积相当于七个唐城。
这一时期正是泉州对外贸易酝酿、发展的关键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获得了大开发。
在马可波罗的笔下，刺桐港（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遍地都是黄金，大批商人云集至此，货物多到堆不下……
这也证明了，在大航海时代前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主导者。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所决定的。五代十国（唐、宋之间），是泉州初步发展的开端。当时地方割据势力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需要大量的花销。福建多山地，少平原，如果发展路上贸易，贸易范围仅限于沿海狭窄一带。但发展海上贸易，情况则完全不同，福建海域面积广阔、本地的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且与外国贸易已有一段历史。而在当时泉州，田制崩坏，土地贫瘠，人均耕地比远低全国的情况下，发展商业成为了良好的选择。福建沿海平原即使和对岸的台湾比，也显得有些狭窄了。
王延彬担任了20余年的泉州刺史，人称“招宝侍郎”，是泉州航运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治理下，被山脉阻隔的泉州一跃成为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多有利于海商发展的政策被提出，直接刺激了泉州的商业发达，间接刺激了泉州的手工业发展（国外需求旺盛的陶瓷业，纺织业等）。
这些海商，靠着精湛的技术和充足优质的原料，直接打破了由当时穆斯林所垄断的海洋贸易，泉州成为了著名的国际港。这一优势一直延续到了宋朝灭亡。
而泉州，在以蒲寿庚为首的力量下主动降元，因此，元代的泉州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宋代泉州商贸业已有的基础。由于大运河的淤塞、两浙广州等港口的衰弱，泉州在元朝几乎获得了垄断地位（泉州市舶司总收入占了全国市舶司总收入的75%以上）。在政策上，元朝政府感念于泉州的主动降伏，在政策上也予以支持，保护海商的贸易
各国商旅云集，亦使泉州成为当年中国宗教最自由、思想最开放的城市。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人涌入泉州做生意，不仅没有受到排斥，甚至受到蒲寿庚家族控制下泉州政府热情欢迎。
当时泉州的招商引资能力独步天下。
在今天的泉州，仍然保留有大量的伊斯兰建筑——“清净寺”“圣墓”等都在无声述说着当时泉州的繁华。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马可波罗常常看到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不同的种族与当地的汉人结婚。这在中国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唯独在泉州似乎就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不过，也正因为思想上的开放，泉州海商在做国外生意时，一直保持着平等的态度贸易。
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明廷实行海禁政策，宋元时享誉海内外的“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港迅速衰败。而从明朝开始的“倭患”，持续了近多年，几乎贯穿整个朝代，泉州居民深受其害。不仅如此，据史料记载，泉州在明朝的时候，天灾不断，并且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那时候的房屋不像现在，遭遇严重一些的地震，几乎就是毁灭性的。再者，那时候社会结构和国家财力，包括运输能力和原始化等原因，灾后重建，难之又难）。
明洪武四年，明廷实施海禁政策后，在洪武十四年和二十七年，又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往海外贸易，沿海居民受到沉重打击。最后一次致命打击发生在明成化八年，即年，明王朝将泉州市舶司前往福州，这也成为压倒刺桐港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经盛开着耀眼的刺桐花的刺桐港，也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唐唐怪的月氏国没有君子不养文人欢迎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