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研究新考——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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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人民，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6期，作者：杨济铭，原题：《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党史人物研究新考》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和解密，特别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很多已有结论或定论的问题，有了新看法、新解释；以往少为人知的重要党史人物，逐渐进入普通人的视野；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功过，也得到了客观的评价。本文择取近几年学界比较关注的三位党史人物，略作评述
瞿秋白：对其历史贡献挖掘更多
瞿秋白（1899－1935年）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他英年早逝，在生前死后都曾受到不公正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对瞿秋白做出了全面、科学、公正的评价：“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瞿秋白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做出的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历史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史料都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南昌起义爆发后，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正式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和4省农民秋收暴动的计划。此后，各地武装暴动蜂起，中国革命进入瞿秋白所说的“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
暴动之初，党中央的设想是：通过暴动，夺取县城、省城，推翻当地反动政府，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现实，使这样的计划很难实现，各地武装暴动大都遭到了失败。一些以攻取城市为目标的暴动武装，在暴动失败后，开始转向农村去创造“割据”的局面。
1927年12月瞿秋白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的《论武装暴动问题》，是当时党内总结“工农武装暴动”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特点和发展方式的一篇代表作。文章虽然没有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仍然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但它把农民暴动与开展游击战争和“创造革命地域”（即党史与党的文件普遍使用的“创造割据局面”）紧密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在工农武装暴动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此后，在1927年末至1928年上半年，身为党中央重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在一系列文件和报告中，又多次对“割据”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这些观点可称之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初期形态。尽管这些观点也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当时全党共同探索的成果，但从所论问题的原创性、主导性和对全党的影响来说，代表者无疑是瞿秋白。瞿秋白和党中央的这些观点，对六大后毛泽东创建完整系统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
瞿秋白参与决策南昌起义
关于南昌起义决策的提出和确定，史学界以往的说法都没有提及瞿秋白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陕西师范大学讲师全燕黎认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总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为了挽救中国革命，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当时，瞿秋白虽然没有参加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但由于他“理论水平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因此在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位置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是由瞿秋白主持的。
1927年7月20日，正在军中秘密策动起义事宜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吴玉章、林伯渠等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因为原先准备联合发动暴动的张发奎已与汪精卫勾结，暗中布置“清共”，大家一致认为，就当前形势，回师广东起义已不可能，建议中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会后，即将上述意见向中共中央报告；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和瞿秋白、鲍罗廷、张太雷等商议，瞿等表示“完全赞同这项意见”。
为了促使中央从速决策，瞿秋白21日返回武汉，随即进入临时中央常委会。7月26日下午，瞿秋白等临时中央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南昌起义问题，着重研究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问题的复电指示，主张坚决发动起义。经过瞿秋白、李维汉的推荐，常委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贯彻中央的决定。然而，张国焘对起义计划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去。瞿秋白对其开展了大量的说服工作，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与决定呢。”最后，张国焘同意前往九江，后又在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一再坚持下，最终放弃对张发奎的幻想，同意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瞿秋白参与酝酿决策、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发动的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爆发的当天，以瞿秋白为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就致信前敌委员会，明确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并指示“湘粤赣鄂四省立即进行，响应南昌暴动：一方牵制破坏压迫南昌之敌，一方开始秋收斗争”。8月7日，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作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开始走到新的方针。”“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会议最后改组了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为临时政治局委员。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正式主持中央工作。在此前后，瞿秋白和其他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一起，积极部署了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具体行动方案。
1927年秋，南昌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月，在南下途中遭遇一连串的挫折和失利后，最终失败。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对几乎所有参加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给予了组织处分。
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瞿秋白以其亲身参与决策和统筹南昌起义全过程的实践经历，全面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他近10万字的大会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可以多处看到他对南昌起义失败原因的反思。
7月9日，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六大政治决议案，其中针对南昌起义和配合起义军南下的四省秋收暴动作了进一步的剖析。瞿秋白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和总结了其失败的原因。客观方面，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方面，主要是当时起义军指挥机关政治策略上的错误。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作的自我批评。
张国焘：西路军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无关
张国焘（1897－197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1935年9月12日，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四军从四川阿坝县和若尔盖县等地南下，与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背道而驰。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央。由于张国焘的中途叛党，长期以来对其历史贡献研究较少。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1936年冬至1937年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甘肃河西走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但在1982年以前，西路军的历史被歪曲了，总是和张国焘的问题搅和在一起。
近年来，随着有关西路军的历史文献大量公布，西路军问题的真相日益明朗。兰州西路军研究会研究员郝成铭收集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前后及其改称西路军西征河西期间，中央、军委及红军领导人有关西路军的电报230余件，其中张国焘署名的24件。这些文献显示，西路军的形成是与中共中央关于“打通国际路线”的重大战略决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没有多少关系。
在这批电文中，张国焘单独署名的电报有两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路军的问题上，张国焘始终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一件是1937年1月8日发出的。当时西路军已西进到高台、临泽一带。在西进中不断遭敌袭击，人员损失较多。因此，西路军连日向中央致电，报告遇到的困难，提出将四军和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便完成“接近远方”和“奠定抗日后方”的任务。为此，军委主席团于1月7日致电西路军，指示西路军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修正。并且要“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第二天张国焘致西路军的电文说：
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为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是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另一份3月4日的电报中，张国焘与中央保持同一个声音，批评西路军领导人说：“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希望你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很显然，张国焘的这两份电报，是在配合中央作西路军领导人的工作，明确提出西路军要“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广大指战员战胜困难，战胜敌人，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企图。
尘封数十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1904－1974年）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30多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图书部副主任丁晓平，从民间收藏者赵景忠手中发现了一批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详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
中共中央专门成立调查委员会，认定属医疗技术事故
在1943年8月的《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诊断：
根据王明同志全部病历研究，原只有心脏病、慢性扁桃腺炎、痔疮，在治疗过程中，因为药物而引起中毒，其中以慢性汞中毒为主，以致全身衰弱并存在下列各种病变，即：慢性胆囊炎、心肌衰弱症、慢性轻度肾炎、自主神经失调、多发性神经炎等。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夫人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主治医师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
审查问讯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
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及利用红十字会来害王明同志，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
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
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得知此事，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
王明住院规格高条件好，孟庆树发牢骚态度差
在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王明住院的条件和规格非常高，医护人员都是精兵强将，在生活上也是“需要什么买什么，一切费用都是实报实销”。
他所住的房子除了三个窑洞外，还有三间平房。在他住院期间，大家都觉得他是很特殊的。好多特殊的药品（如割扁桃腺时的药品等）及医生、护士、生活等问题无不满足他的需要。关于孟庆树同志在王明同志住院时，所有医生、护士都觉得她表现不好，这表现在她常常发牢骚，与王明同志经常吵嘴，常常影响到王明同志的病情。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这批文献上世纪80年代末出自康生家属曹轶欧之手，系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所秘藏。如今这批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重见天日，使得王明的谎言不攻自破，也使得扑朔迷离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