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淳祐癸卯(淳祐三年，年)颜颐仲等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广、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十三字(末行十字)，石刻风化较严重，裂缝很多，但字迹清楚。文云：
“太守贰卿颜颐仲祷回舶南风，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刘克逊俱祷焉，重司存也。礼成饮福，尚羊岚壑，真胜践也。别驾卢同父，左翼权军陈世才、舶幙赵幕崇盀（qi）、邑令君薛季良从与祠事也。宗正徽猷赵师恕适拜开国令，弗果至也。时淳祐癸卯（淳祐三年，年）孟夏乙丑也。书者同父也。”
颜颐仲，字景正，龙溪人，漳浦郡侯宣奉大夫颜思鲁之孙。师鲁，字几圣，登绍兴间进士，《泉州府志》记:“淳熙十六年(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泉州”。《宋史》载:师鲁“始至(泉州)，即蠲舶货，诸商胡贾尤服其清。颐仲以祖荫补官，历宁化尉，西安丞知县事”。淳祐改元，除浙东提刑，以秘阁修撰兼福建提刑。“淳祐二年(年)，以侍郎出知泉州。罢溪籴，减商税，除监贼，教宗室，开东湖，民甚德之”。去日，民攀卧塞途。
刘克逊，字无竞，号西墅。为刘克庄之弟。以父任，补承务郎，监海口镇，调沙县丞，升古田令。未几，出知潮州，寻除提举福建市舶。在其任内，“严禁官吏向番商强买，明谕番商，番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克逊一生清贫，尤工于诗，叶适等称赞之。
赵崇盀，宋太宗子，简王裔。
薛季良，字传叟，兴化人。时宰南安。著有诗文集《千林漫稿》。
赵师恕，宋太祖子，燕王裔。时知南外宗正司，
卢同父，嘉熙间任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时任泉州别驾。
“遵彝典也”一句，应作何解释呢?有的学者曾把“彝”字作外国人解释，认为是“遵照外国人的典例”去举行祈风典礼。因此，推论出九日山的祈风典礼，是泉州地方高级官员为尊重当时来泉州进行国际贸易的外国商人的风俗习惯，和他们共同去延福寺通远王祠祈风。他们的理由是《诗经?大雅》:“民之秉彝”亦作“民之秉夷”。《孟子?告子上》则作“民之秉夷”。唐朝韩愈《原道》有:“诸侯用彝礼则彝之，彝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还有，福建武彝山，亦作武夷山等等。
笔者以为，“彝”字应作为“常”字解。其一，我国文字中的“彝”字，除作为彝器解外，一般都作为“常”字用，如常典、常制。所以把彝和夷混用，是因为彝与夷的发音相同，而夷字笔划较简单，故有时以夷字代替彝字。其二，至于用夷字来作为“东方蛮夷”解释，是到了清朝才开始的。因为清代的皇室，他们本身就是“东夷”。明朝人每称他们为“建夷”或“辽夷”。清朝入关后，曾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忌讳夷字，曾正式下令将夷字一律改为彝字。文人每于有意或无意中，误将夷字直书不讳，均遭严厉制裁。例如乾隆二十年，江西人胡中藻案发，乾隆皇帝于宣布胡中藻所谓罪状时，即有“眼下训平夷”一条罪状。这是很好的说明。其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有的主持官员说祈风典礼是“遵故事也”、“修岁祀也”、“遵令典也”等。由此，则“遵彝典”应解释为“遵照常典”方为正确。其四，古代的中国封建官员，狂妄自大地轻视外国人。诬称外国人为“蛮夷”。所以决不可能遵蛮夷之典举行祈风典礼，况且，通远王神是泉州地方的神，非外国之神，外国人也不会向通远王神祈风的。其五，泉州港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以前，如风信不顺，即无贩莅及海南回舶到岸”。因此，泉州港的祈风就显得特别重要。最后，宋政权南渡之初，每年财政收入最高达一千万缗，而市舶收入竟占二百万缗，达到总税收的五分之一。绍兴间，仅泉州港一年税收最高达98万缗，竟占全国市舶收入的一半。所以，泉州港的为海舶祈风显得特别必要。嘉定、绍定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有《祈风文》云：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鸣呼!郡计之殚，至此矣;民力之耗，亦既甚矣。引领南望，日需其至，以宽倒垂之急者，唯此而矣。神其大彰厥灵，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
以上真德秀的祈风文表明了泉州港岁两次祈风之必要，并且祈风典礼定为国家的祀典。这就是每年国家的祈风典礼，即摩崖石刻上的所谓“彝典”了。所以，九日山上祈风摩崖石刻上的“彝典”应作常典，而不应作“外典”解释。不过这项国家定制例行祀典，直至南宋覆亡的前夜，已被地方官吏视为游山玩水，并举行野餐的例行事务了。咸淳丙寅(咸淳二年，年)的赵希?、王茂悦等祈风石刻，有“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这便是最好的说明了。
(七)淳祐丁未(淳祐七年，年)赵师耕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广77、字径13厘米。阴刻，正书三行，行八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据本段摩崖石刻所记，赵师耕摄郡兼舶，时间在淳祐七年(年)，但《泉州府志》巻二十六《文职官上》，误刊为淳熙七年(年)，相距六十七年。这可纠正地方志书的谬误。
泉州市舶司设置于宋哲宗元祐二年(年)，设司以前，凡对外贸易事务都由知州兼领。元丰间，归转运司兼管。泉州市舶司设置后，知州很少再干预对外贸易事务。绍兴二年(年)，又改为知州兼领。不久，又归提举茶盐司兼管。如张读撰《泉州重建州学记》碑记的题额者赵奇，其职衔是:“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公事兼市舶”。石碑刻于绍兴丁已(年)。这表明绍兴七年，福建市舶司的职务还是由茶盐司兼领。但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归市舶司专管。九日山又有摩崖石刻记:“宝祐午(宝祐六年，年)……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至淳祐七年，赵师耕“以郡兼舶”，表明这时候又由知州兼领市舶司。这表明宋代福建市舶司的设立，经常和知州兼领交替进行，所以志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就九日山的祈风摩崖石刻题名记事看，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交替领属的大体情况了。
(八)宝祐丁已(宝祐五年，年)仲冬谢埴等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广、字径19厘米。阴刻，正书九行，行十四字。石刻有三、四处裂缝，其余保存完好。文云:
文曰：“宝祐丁巳（宝祐五年，年）仲冬下澣，郡守天台谢埴元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淯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骧父、莆阳方澄孙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道夫、南安宰三山王广翁居安、权舶干三山卢文郁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希膂，涉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觞咏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
据《泉州府志》载:谢埴，宝祐四年(年)任泉州知州。《宋史?列传》和《福建通志》等有其传。
方澄孙，字蒙仲，《泉州府志?名宦传》误为“方蒙仲，字澄孙”。又《泉州府志?文职官》中有“方蒙仲”和方澄孙”ニ人名字。一说是莆田人，淳熙间任;一说是莆田人，淳祐间任，摄郡兼舶。竟误将一人分为两人。民国《福建通志?名宦传》亦见方澄孙之名，但其误和《泉州府志》相同。方澄孙是字蒙仲，“莆田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国子监出为泉州通判，摄郡守篆，兼司(市)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终秘书丞。所著有《通鉴表微洞斋集》”。
王广翁，福州人，时任南安县令。
王居安，字资道，黄岩人，宝庆三年(年)知福州。福州鼓山有“王居安、赵崇度、徐澄，宝庆丁亥(宝庆三年)仲春”题名石刻。
其他如宗正赵师淯、总管纪智和、别驾赵梦龙、县令彭樵、监舶务李宏模等人之名，均不见于省、郡、县地方志记载，可见地方志书缺漏是相当严重的。
所谓“下澣”，按唐制十日一休沐，亦谓之休澣。宋时百官旬假循唐制，故有上澣、中澣和下澣。
关于总管的官职。宋大观元年，始置总管官职，以知福州兼。据《文献通考》云: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则以观察以下充之。有止管一州者，有管数州者，有兼管两路至三路者，或以文臣知州，管勾军马事。绍兴二年，始罢郡守带兵职，后又诏两浙、江南福建、广东，得依三路各置总管。
(九)宝祐戊午(宝祐六年，年)方澄孙等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广、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十二字(第二行两字)。石刻裂缝很多，风化较严重。文云:
“宝祐戊午（宝祐六年，年）四月辛卯，莆阳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延福寺），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繙，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瓣芗纔兴，霡霖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
按:石刻所列主持和参加祈风典礼的官吏，多与“宝祐丁已仲冬谢埴”等祈风石刻同。石刻记事所说的祈风是“遵故事也”，即淳祐癸卯颜颐仲等祈风石刻所说的“遵彝典也”。
(十)咸淳丙寅(咸淳二年，年)赵希?、王茂悦等名祈风石刻
西峰。摩崖高、广、字径17厘米。阴刻，行书九行，行十五字(末行十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安宅，提举?事眉山王橚茂悦，领郡倦三嵎虞会和叔，三山郑君为瑞国，寮属番香易史霆声宏甫，天台卢应伯和，东嘉赵崇东旸卿，三山林起东景仁，黄以谦谦之，潘昌廷孔时，邑令三山陈梦发以道，陈山公仰卿，是日也，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
据《泉州府志?文职官上》的宋代提举市舶司职官名表里，从北宋元丰间起到南宋淳祐间止，列举历任福建泉州提举市舶使官名，计有徐确等八十四人，其中不见王茂悦的名字。明朝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于宋市舶司提举职名表中，亦仅列至南宋宝祐间为止。《八闽通志》亦然。民国《福建通志》则从徐确起，至德祐间蒲寿庚、林逵为止，计九十ー人，亦未见有王茂悦名字。
总的情况是从宝祐(～年)以后，历任福建市舶使的职名表都付诸空白。因此，泉州提举市舶使的王茂悦之名也漏掉了。元初，周密《癸辛什识?卷上有王茂悦的记事，录于下：
林乔，泉州人，寓信州。得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之言。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也。
这里记载了王茂悦在泉州提举市舶任内，有一个叫蒲八官人的官员，因犯了海外贸易船舶漏税的罪，而林乔从蒲八官人身上受取白金八百锭，面许要代向市舶使王茂悦贿赂。
据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著《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曾引用周密《癸辛什识别集?上》所记王茂悦事说:
不可仅凭《癸辛什识》之一记事，而即轻率否定《宋史》之说。况如《重纂福建通志》、《八通志?卷三十》、《福建市舶提举司志》等书中，皆未见市舶使当为王茂悦之名。准是以观，则以上所引用《癸辛什识》之本文，或因句读错误，而应改为:“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者乎?若然，则市舶使蒲八官人矣。既日官人，必有相当之身分。既日漏舶，必与市舶有关。要之，认蒲八官人为市舶使，固无不可也。据《宋史》所记，则蒲寿庚自西历(6)年至年，任泉州市舶使三十年间。若(6)年之泉州市舶使为蒲八官人，则吾人不得不认定蒲八官人与蒲寿庚，必为同一人也。
日本人桑原氏认为，在泉州任市舶使的是蒲八官人，而蒲八官人即蒲寿庚，而不是王茂悦。如此说法，那么王茂悦在咸淳初年就未曾存在了。桑原氏的理由是，如果当时任泉州市舶使的是王茂悦，则和《宋史》记载的历任泉州提市舶亘三十年的蒲寿庚，从时间上说是矛盾的。郑州大学刘铭恕教授认为，桑原氏对王茂悦的考证，其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未能细心通读《癸辛什识别集》的缘故”。
据《癸辛什识别集》载:“王，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贾似道)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可见，王茂悦之任泉州市舶使，自不待九日山摩崖石刻上的王茂悦题名之被发现，就可以肯定了。王茂悦任泉州市舶的时间，是在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年)，而蒲寿庚之任泉州提举市舶使，是在景炎二年(年)，两者相差十年，两者没有矛盾，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了。
从《癸辛什识别集》的记载，可知王茂悦是一个谄事贾似道的官僚。此外，王茂悦与蒲寿成的关系十分切。《心泉学诗稿》有《上市舶监丞王会溪(王茂悦字会溪)》诗一首，和舶使王会溪、郡太守赵见泰的《九日(山)领客枉顾山中》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韵十首。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一种机构名称。提举，是管理的意思。市舶使，为官职名称，或称提举舶事。本段石刻题字，不写“提举舶事”，而写“提举?事”。“?”音即入切，读为“?”“?”，“蛮夷名也”。故“提举?事”是管理外国进口货物的意思因知“提举舶事”与“提举?事”其涵义相同。
赵希?，南宋度宗咸淳二年任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兼知州。但《泉州府志?名宦》及文职官名表中，皆不列其名。且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的职名表里，亦不载其名。然而，在《泉州府志?学校》载有“咸淳中(泉州府学)殿燬，守赵Q希?重建”。接着，又引洪天锡记:“岁冬十月辛已(咸淳无辛巳，可能是己已之误)，泉州大成殿火，宗正行守事赵侯希?，以兵救正，故得不燬”。府志所载，恰好与本摩崖石刻题名记事及赵希?的任职时间、官衔和他的官职相吻合。
综观九日山宋代祈风摩崖石刻，以王茂悦的祈风题名石刻为最晚的一段，也许是宋代最后的一次祈风典礼了。当时，元兵已下樊城、襄阳，宋都城临安已朝不保暮，祈风典礼当然也顾不上了，所以题名石刻的最后一句发出“彝典云乎哉”的感叹。
最后，除以上所列九日山十段祈风摩石刻以外，文献材料还记载有宋代泉州地方官员的九日山祈风祝文。下面抄录几段，以供参考，据林之奇《拙斋文集》记，绍兴间，福建提举市舶司每岁举行两次析风典礼。文云：
夫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祷。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
然也。而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祷。有夏之报。
福建提举市舶林之奇记载，舶司每年有“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祷，有夏之报”。这正与九日山淳熙戊申(年)林枅等析风石刻所云:“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是完全相符的。林之奇又有《祈风文》云：
象齿南龟，远出岛舶，以舟为趾，重泽罔隔。沙阜石幢，沚如芒刀。以风为翼，万里一瞬，勃勃蓬蓬，怒号法海。以神为座，立谈而改。羽盖云车，貌然浩荡。以礼为介，厥应如享。惟风必期，岁有常信。今虽袭礼，匪常之徇，吏之守职，两年为期。官满则去，位难出思。神所庙食，与天地通。民享利泽，厥望不穷。某也，终更行且还里。席神比茠，日既久矣。神之歆否，愿以驭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浆，为舟预请。指望飚南，留神引领。
通篇祈风文强调航海之险要，特别是航海必须“以风为翼”可是“帷风必期，岁有常信”，要达到风常信，就必须祈求与天地通的神了，愿神“以驭商舶之行”并“留心引领”。祈风文遣词用句恭谦至极，足见福建提举市舶司对海外贸易之依赖了。
此外，九日山通远王祠祈风，还有官员求神协助消灭海寇。嘉定、绍定两知泉州的真德秀有《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云：
大海之神，比者，温、明之寇，来自北洋。所至剽夺，重为民旅之害。舟师致讨，稍挫其锋，而余孽蕃也。傥弗即扑除，则其纵横海道，未有穷已。某既大集官民之兵，俾往追捕。然鲸波浩渺，实为危道。非神力助顺，岂能必济。是用一诚遥祝，且委官僚，致少牢之荐，以乞灵大神。伏惟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使一网尽获。庶几万舶安行，群生喜赖。某之所以图报于神者，其敢弗虔。
泉州知州真德秀祈风的目的是求神“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好让东海、南海的商舶“万舶安行，群生嘉赖”。还是为了经济目的。
—END—你点的每个赞，我都认真当成了喜欢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