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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6岁的孟高维诺带领30多位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遥远旅程，行程十分艰险，随行人员几多丧身，在到达波斯湾的荷木斯海港时，仅剩下了他和一位叫尼古拉的神父。自荷木斯又乘船行至印度南端的马德拉斯，此时，他唯一的同伴也不幸病卒。孤身一人的孟高维诺在圣多默宗徒遗迹旁安葬了他的同伴。他印度动身时，意大利商人伯多禄陪伴了他。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孟高维诺终于在年春天踏上了福建泉州港。
此后，他又步行了两千公里的路程，才抵达元朝都城大都（北京），孟高维诺晋见了中国皇帝，呈上教宗文书，元成宗铁木尔高兴地接待了他，待之以上宾之礼，并准他在京城居住和传教，物质所需由朝廷供给。
开教伊始，孟高维诺先从社会上层入手，不久就劝化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及其属下部族进教，开了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之先河。孟高维诺深知传教工作与当地文化结合的重要性，便认真学习蒙古文字，与阔里吉思合译了全部拉丁文日课经，以及主要弥撒祷文，并将《新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诗篇》译成蒙文，写有书信等。
年，孟高维诺在京建一教堂，同时收养了40多名孤儿，教授他们拉丁文、音乐以及教会礼仪，着手培育接班人。、年，孟高维诺先后两次致信教宗，报告在华传教情况，并一再要求能派一些忠于教会、严以律己、具有相当能力水平、肯于为传教事业献身的人，来华拓展教务。
时任教宗的克莱孟五世得闻孟高维诺的传教成绩，不胜欣喜。当即选派７位方济各会士并祝圣为主教，打发他们来华。同时，致函孟高维诺，谕令他在北京设总主教区，并任总主教及远东宗主教，统管中国教务，具有简授主教、划分教区、管理神职班之全权。此权，也同时授于孟高维诺之后的继承人。年，七位主教，除一人未能东行，三人病逝于印度，只有哲拉德、斐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位到达了中国。三位主教即为孟高维诺总主教举行了祝圣礼，从此，即在总主教领导下，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向前迈进了一步。同年，在当时外商云集的福建泉州新设一教区，并先后建起两座雄伟壮丽的教堂，哲拉德、斐莱格林及安德鲁相继在这里出任主教。
年，真福和德理奉命来华，协助总主教，在华三年发展教徒３万多人，后返欧求援，希望带更多的教士来华传教。然而，当他年抵达欧洲时，孟高维诺总主教却早于两年前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
据史料称：孟高维诺总主教去世后，北京居民不分贵贱，同声哀恸，出殡之日教徒和非教徒送他至墓地，深表痛悼。他的墓地，此后成为民众虔敬巡礼之处。孟高维诺辞世之后，因种种原因，再无人继任主教之职，他苦心建立的中国天主教会声势渐弱。年元朝帝国崩溃，随之，中国教会也就从此湮灭。
孟高维诺总主教初来中国传教，语言不通，年逾四十开始学习当地语言文字，翻译经文，力求圣事活动适应当地礼仪风俗，并着手培养当地圣职接班人。他在京传教牧灵34年，长期独自一人，严以律己、遵纪守法、友善待人，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说：“总主教劝化了很多人信奉天主教。他为人正直热心，深得信教和不信教的人们爱戴，皇帝本人也对他非常敬重。”孟高维诺总主教，正是以他那种无私慷慨的爱德和忠诚奉献的使命感，以及卓越的学识才干，实践了与当时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的宗徒传教精神，堪称是一代传教士的光辉楷模。
孟高维诺总主教在中国开教的一度兴旺，除上述原因外，元朝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朝时，统治者拟借助宗教教义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发展及国际声誉的提高，因此，“兼容并蓄，广事利用”，也就成了元王朝世代相传的一项国策。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凡不是完善的事，基督教决不许人做。”统治阶级的这种理解和肯定，正成了孟高维诺在中国立足，并使教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
孟高维诺的行程和作为，可由他的两封书信进一步了解。
第一封信：
教宗驻契丹（中国）特使孟高维诺总主教于一三〇五年元月八日写的第一封信
我——小兄弟会的若望孟高维诺弟兄——於主历一二九一年离开波斯的帖兀力思城（Tauris）前往印度，并在印度的宗徒圣多默的圣堂内居留了十三个月之久。在那里我给来自各个不同地区的大约一百人付了圣洗。和我一道旅行的同伴是道明会士皮斯托亚的尼各老（Nicolousdepistoia）。可惜他在印度与世长辞，被埋葬在圣多默宗徒的大堂之内。我从印度出发，继续前行，抵达契丹。这是鞑靼皇帝的王国，此皇帝被称为大汉。我向大汉呈献了教宗陛下的信函，并且奉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公教会。可惜他对邪神偶像的敬礼已迷信太深。他虽未奉教，然却对教友们非常宽厚。我同他在一起已经是十二年了。可是那些景教人士，他们虽然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的行为却完全不像是基督徒的样子；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很大很强，因此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其他宗教仪式的基督徒存在，更不许可他们有任何宗教敬礼的地点，就连一座小圣堂他们也不许可，当然更不允许宣讲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教义。由于从来没有任何宗徒或宗徒们的弟子来过这个地方，因此上述之景教人士即直接或间接地用行贿赂的办法，指示别人对我们进行残酷的迫害，并且大事宣讲说，我并不是被教宗陛下所派遣来的，而是一个间谍，是个为害人民的大骗子。不久之后，他们更弄来一些假证人，信口雌黄地说，教宗所派的使者乃另有其人，这位使者给皇帝带来大批的财宝，是我在印度杀了他，窃取了他所携带的礼品。这个阴谋持续了有五年之久，因此我常受审讯，并且随时有被判处死刑而可耻地死去的危险。但是，终于在天主的安排之下，他们有些人自承是阴谋之计，因此皇帝知道我是无罪的，控告我的人是诬告，就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道流放充军去了。
现在，我在此旅途之中单人独马已有十一年没有办告解了。直到一年前，一位德国弟兄阿诺德来到我处。我已在汗巴里修建了一座圣堂，这是在六年前竣工的。汗巴里是皇帝主要的居留之地。我也建筑了一座钟楼，并安装了三口钟。在这里我估计给六千人付了洗。如果没有上述的造谣中伤，我可能已为三万人施行了圣洗，因为我是在不断地施行洗礼的。
同时我陆续地收养了四十名男童，他们是外教人的儿子，年龄在七至十一岁之间。在购买时，他们还不认识什么宗教。我给他们施行了洗礼，并教他们拉丁文及我们的宗教礼仪。我为他们写出了圣咏集和三十篇赞美诗，还有两本《每日颂祷》。他们之中有十一名儿童已学会我们的礼仪。就如在会院中一样。他们自动地每周轮流主持唱经，不论我在场与否，他们都照行无误。他们之中有几个已能抄写圣咏及其它合适的文件。皇帝陛下非常高兴听他们唱歌。在定时祈祷时，我就敲响那三口钟，并且和那由赤子乳儿所组成的唱诗班一同歌唱日课。我们是凭记忆来歌唱的，因为我们没有配有音谱的日课。
第二封信：
耶稣纪元（公元）一三零五年正月八日写于契丹（KATAY，即中国）王国汗巴里（北京）城，关于好国王阔里吉思（George）
在那个地区有一个国王，名叫阔里吉思（George），他原是属景教派的基督徒，是印度称为长老的约翰的伟大国王的后裔。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年他就同我很亲近，并藉着回归到天主教信仰的真理。他还由我接受了小品，并著祭衣作我弥撒中的辅祭员。因此其它的景教信徒皆控告他为叛徒。他本人却将他大部分的人民引归天主教真正的信仰。此外，他还为了我们天主及圣三的光荣，捐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圣堂，并不了尊敬圣父教宗而称其为“罗马教堂”。这位阔里吉叫国王可惜在六年前，作为一位真正的教友去世了，留下一个还在婴儿时期的儿子作继承人，他现在已有九岁了。阔里吉思国王去世后，他的兄弟们坚持景教信徒的错误，把过去国王归化的人，又重新领上邪途，回归景教的信仰。由于我是孤独一人，又不能离开皇帝大汗，因此无法前往那里视察那间圣堂，因为它距离有二十天的路程。虽然如此，如果有几位助手和同事来到这里，我相信赖天主的助佑，一切仍可以恢复原状，因为我还持有阔里吉思国王生前赐予我的特恩。
我再说一次：要不是有上述的谣言中伤，我可能已做出伟大的成绩。再说，即使我只有两三位同伴和助手，或许皇帝大汗也已经受洗了。我请求如果有人愿意前来的话，应当是渴望献身传教，树立美好榜样的人，而不是以“长衣穗”为自夸的人（注：孟高维诺在此时引证了耶稣关于法利塞人所作的评语，即“他们作一切是为叫人看，为此……他们将衣穗加长……”是说他们只会装腔作势，求从之赞美，见玛23：5）。
关于前来的道路，我向你们报告，以取道陆路为佳，因为陆路要经过北鞑靼的皇帝阔台（Cothay）的领土，不但较短而且更安全可靠。如果与使者同行，约在五至六个月内就可抵达。但是如果取另一条通路，即海路，则是最为遥远，而且危险重重，因为必须航行两段海路。第一段，约相当于阿苛（Accho：是圣地西海岸的一座海港城市，曾是十字军东征时代的基督教王国的重要据点，也是最后撒手西归的港口。译者识）。至普罗文思（Provence，是法国西南方的一个地区。译者识）省的距离；第二段的距离相当于自阿苛至英国的距离。然而由于战争之故，长期以来，陆路已不安全可靠，因此之故，我也已十二年之久没有接到罗马教廷、我们小兄弟修会及西方国家的消息了。
两年前由伦巴第（Lombardy，意大利的一个北方地区。译者识）来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在这里散布了许多很令人置信的亵渎罗马教廷、小兄弟修会以及西方国家的流言蜚语。这使我非常痛心疾首，因此我愿意获悉真相。
我恳求接到这封信件的弟兄们，尽力设法将此信内容呈报教宗陛下、枢机主教们以及我们本会驻罗马教廷的总务弟兄。我民请求我们修会和总会长，寄给我《对诗经集》（Antiphanarium）、《圣人传记》、《升阶唱经集》（Graduale）以及《圣咏集》各一册作这样本，因为我除了一本袖珍型《每日颂祷》（Breviarium）和短型的诵读篇章之外，其它书籍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我有个样本，我就可以使上述儿童们来抄录副本。
现在我正在修建一座圣堂，以便可使儿童们分置两处。我已年老力衰，头发也斑白了，但这是由于劳苦和忧虑，而不是由于年高，因为现在我才不过五十八岁的人而已。我已学习并通晓鞑靼语文，这是鞑靼人通用的言语。我还将《新约全书》及《圣咏集》翻译成那种文字，并教人用美丽的字体缮写出来。我公开地遵守，当众朗读并且宣讲，证明基督的法律是正确无误的。在阔里吉思国王有生之日，我曾经同他计划，将全部拉丁文的《每日诵读》翻译出来，以便在他管辖的领土内广为歌唱。在他生前，在他的教堂里经常按照拉丁礼仪，用他们自己的语文，举行弥撒，即诵念《感恩经》（Canon）及《颂谢词》（Praefationes）。阔里吉思国王的儿子取了我的名字为名，叫做若望。在天主内希望，他要追随他父亲的美表。据我之所见和所闻，我相信在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财富之巨大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位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相比拟的。完结。
3圣方济各·沙勿略方济各·沙勿略（SanFranciscoJavier），西班牙籍天主教传教士，是耶稣会创始人之一，天主教会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是“传教士的主保”。沙勿略首先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他一生的夙愿就是把基督福音传播到中国。
年，方济各·沙勿略奉教廷派遣前往东方宣教。沙勿略先在印度的科摩林群岛主持教务，年前往印度果阿。他在印度宣教几年后，转赴马六甲宣教。沙勿略在印度、南洋群岛等地宣教7年，取得很大成功。
年8月15日，沙勿略抵达日本鹿儿岛。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带领1千多名日本人认识真道，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而，他也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当他和日本的知识分子辩论时，日本文人反诘到“如果你的宗教所言为真，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听说过呢？”的确，日本自弥生时代起（中国秦汉时期），就以中国为师，隋唐时更是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从宗教、哲学、文字、科技、艺术等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国巨大影响。沙勿略通过与日本文人接触，深刻地了解日本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认识到中国在东方宣教工作的重要地位。他曾说“汝谋发展吾主耶稣基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于是，他决定到中国宣教。
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为来华宣教做准备。由于明王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除了外交使节，其他外国人一律不准入境。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沙勿略组建了一个使团，以此得以进入中国，参见中国皇帝，以期得到自由宣教的敕令。
年4月，沙勿略离开印度果阿，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东台山县正南30海里的上川岛。不久，沙勿略得知明朝政府严禁使团入境，入华前景什么渺茫。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宣教的心志，他在岛上建立一座小教堂，作为入华的基地。并通过和暹罗使团协商，谋求一个席位随使团朝见中国皇帝。就在方济各·沙勿略积极筹划来华宣教之时，病魔袭击了这位主的忠仆，他不幸染上了疟疾，由于缺医少药，12月3日凌晨，方济各·沙勿略在上川岛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侍奉道路，在主怀里安息。
正如主耶稣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方济各·沙勿略虽然没能踏上中国大陆，实现其来华宣教的愿望。但是，他的宣教热情却激发了不少欧洲宣教士，他们怀着对基督和中国人的热爱，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终于击碎“磐石”，使福音在中华大地扎根。
4罗明坚罗明坚是“传教士汉学时期”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在中国典籍的西译方面，在以中文形式从事写作方面，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制图学方面都开创了来华耶稣会士之先，为以后的西方汉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应与利玛窦齐名，同时被称为：西方汉学之父。
罗明坚神父，字复初，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味诺撒区，斯皮那早拉城。曾获民法与教会法博士学位。卒业后在那不勒斯政界服务多年。二十九岁方入耶稣会。获准来东方担任传教的工作。在起行之前，罗明坚神父获得耶稣会总长麦古里神父的特别许可，在未读完神学前，使晋升铎品。万历六年二五七八，罗神父伴同耶稣会士阿瓜未哇?罗多福、巴范济、利玛窦、斯皮诺拉等传教士由里斯本登洛东来。
抵达印度后，罗神父首先奉印度省长鲁依斯神父的命令—在印度西南海岸渔民区传教，学习当地的方言。不久奉命至高晋，代替费拉利神父来澳门。万历七年（一五七九）七月，罗明坚神父来到澳门。正逢范礼安监会神父于十日前动身前往日本巡视。
范神父临行前留下信件嘱咐罗神父和以后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务必学习并精通中国语言，明了中国的风土人清。罗明坚神父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遵照范礼安神父的训示努力学习中国语文。十六世纪的八十年代，学习中文没有适宜的语文课本，没有中西合璧的字典，没有适当的教员。而罗神父这时年已卅六岁，记忆力已不很强，他遇到的困难圣言语难宣。此外，当时澳门的同会弟兄们又因传教上的需要帮忙，往往请求他放下研读中文的工作，来帮助他们从事可见的造福人灵的事业。范礼安神父听说了，马上来函抑止澳门的会士阻止罗神父的攻读事业。并且肯定地说：这正是愈显主荣的最好途径。在这种苦读钻研下，罗神父已经能说、能念、能写中国语文了。于是罗神父便想北上广州，和当地的官府取得联系，设法获得留居中国内地的准许，贾奈劳主教对这很是赞成，并加以有力的支持。
万历八年（一五八Ｏ）至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罗明坚神父来到广州小住四次，在这时期，广东地方长官准许葡商每年来广州贸易两次。逗留数日，日间在市区贸易，夜晚返船休息。罗神父便伴随葡国商人来到广州，不久认识了数位官员，取得官员的信任，获准在陆地上，即在暹逻一贝馆内居留并献祭。
罗明坚返回澳门后，在耶稣会修院的附近建造了一座圣玛定经院小学校。罗神父在这学校里为新入教的中国青年讲授要理。并且和高麦斯神父着手编写一册问答式的拉丁文要理。之后在广州，由华人协助开始起草《天主实录》一书。一五八二年，罗神父在广州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我国人士乘机宣讲。这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的经文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在肇庆出版，这篇《祖传天主十诫》，可说是第一篇在华天主教中文经言。
万历十二年（一五八二），西班牙籍耶稣会士桑彻斯神父，为西班牙总督出使，由马尼拉来到广州，惹起当地人士的怀疑。官方以之为侦探，逮捕下狱。罗明坚神父这时正在广州，亟力拯救，方得释放。不久广东总督陈瑞行文香山溴制台司马陈文毕，传令澳门萨来约主教和澳门葡国地方长官满多萨来省垣肇庆议事。葡国官员和满主教议决，委派罗明坚神父和葡国检查官已那拉前往。罗明坚利用这次进见总督的良机申请留居肇庆，获得总督陈瑞的默允。八月七日，罗明坚期待已久的利玛窦和巴范济来到澳门。不久总督遣人召罗明坚神父，携带利玛窦神父带来的钟表来肇庆。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罗明坚偕巴范济神父和几位随员带着自鸣钟由澳门起身，廿七日抵肇庆。不久获准留居东关，距城一里许的天宁寺中。天宁寺旧名安乐寺，宋崇宁三年（一一Ｏ四）改今名。这是内地第一座耶稣会院。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二月十日，罗公明坚和巴范济神父，为了随风就俗，和一些中国朋友商议后，改穿僧服，并且刮须剃发变成僧人模样。不久更奉上呈来卡申请明准留居内地。
万历十一年三月两广总督陈瑞被黜。罗明坚等失去官府的庇护，不敢久留肇庆，乃离省经广州返回澳门。巴范济神应范礼安神父的指示，立即搭舟去日本，在日本传教多年，成绩斐然
万历十一年夏，两广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为“路照”事。澳门耶稣会会长的嘉拉耳神父，乘机委派罗明坚和利玛窦神父赴香山转赴广州谒见海道，申请准赴肇庆进见新总督。遭到海道的拒绝，被迫返回澳门。大家只有恳求天主，感动新总督的心，准许留居内地。
新总督郭应聘到任以后，整理批答案上留下的公文。天主的圣意，使他注意到罗明坚的呈请「拨地建寺筑舍」的呈文。新总督马上和肇庆的知府王泮议定，批准这项请求，并且委派使者，携带肇庆知府的函件，召请传教士退回省垣。
万历十一年九月初，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圣玛定经院的赞助人维耶加大力支持下，离开澳门。九月十日抵达肇庆，蒙受肇庆知府王洋的盛情款待。此后耶稣会士便在我国大陆上正式建立圣堂和会院。这次罗明坚神父获利玛窦神父抵华之日，正逢圣母圣诞瞻礼这可说是我国天主教的奠基日，也可说是元代天主教的复兴纪念日！罗明坚神父和巴范济神父，上次居天宁寺时，认识寺旁的陈姓绅士，回澳门前，把祭台、祭服、圣物等托他照管。这次罗神父带领利神父重来，拜访陈府，见他把祭台供在一座华丽的大厅中，祭台上置有香炉，燃有清香，祭台上面悬挂中堂，上书“天主”二字。
罗神父等抵达肇庆后，王知府委人领导他们到东关郊外，在江边左近寻觅土地，以备建堂筑舍之用。不久获得总督的批准，于九月十五日，在西江滨的“小市石顶”，九层崇禧宝塔附近的空地上，开始兴建圣堂和会院。肇庆知府又立定让地的契照，和给与传教士随意来往广州、澳门及沿途各地的“路照”。万历十一年初冬，罗明坚神父返回澳门，筹集募化建堂的款项，直至次年四月，方才携带巨款及珍奇礼物返回肇庆。罗明坚返回肇庆后，加工进行建筑。为了避免国人的怀疑，起初传教士并不明言来华的目的是为宣传圣教。他们仅运用圣善的表样，和展览一些欧洲的新奇物品，像望远镜上棱镜，油画圣母像，意国花边，绣织物品为方法—希望借此引领人来问道，而渐渐使之接近真理。他们自称为僧，自称来自天竺国。当他们进见总督时，声称是由罗马大僧（教宗）派来中国，学习中国语文，希望与华民共处，并能自由恭敬造物主、天主。
罗明坚神父认为借用书籍在华讲圣教是一条捷径。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年底，罗明坚神父便已把他撰着的《天主实录》重校毕。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府住的一位福建儒士郑郢润饰。至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旧历八月十八日，序文方才写好，同年十一月杪全书方才印刷完毕。这本书共计印刻一千二百册。这是在华天主教的第一册中文教理书籍。不久这本书又刻印第二版，题名《天主圣教实录》。它不仅流传于中国，而且还远及菲律宾、安南、日本等处，并且它的样本还远达欧洲。
《天主实录》是一部护教的道理书，是准备外教读者接近基督真光，弃绝在华流行的几种迷信，认识显明的真理，进而归依圣教。书中对于降生、受难、圣体等应信的道理没有仔细讲解。七件圣事（圣洗除外）和圣三的道理都没有提及。总之这是一本适应国学人士的护教书。读后使人感到它的内容和我国的中庸思想很是吻合，使人能判别善恶，彷佛拨云雾而见青天。罗明坚最早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首次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当时地方官员在检查罗明坚所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胡光华认为，“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
16世纪一些在中国传教的西方教士首先接触到朱熹的著作。最早翻译朱熹著作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他首次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将朱熹理学介绍到了欧洲。在德国、美国等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大学，都开设有研读朱熹理学博士学位的研究院。朱熹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是武夷山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因素。中国最早的一本葡汉字典就是由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在澳编写，他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其核心内容一直引用至今；
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十二月廿日，罗明坚神父离开心爱的中国，由澳门登舟回欧洲。在中国的领土内，他度过九年的艰苦岁月。他在回忆中留下多少不可泯灭的往事印象。他深深地感谢好天主，运用他这无用的仆人，把基督的福五带进神州大陆、恩赐耶稣会的在华首座会院由他建立起来。他希望不久能伴随着教宗的专使踏入北京都城。但是一切都在天主的上智中，衪原来并不需要任何有死有坏的受造物。他深信自己能为好天主吃些苦，实在是天主的大恩。
罗神父的船只离开澳门后，向欧洲航行。临近葡属亚速尔群岛的台尔塞拉港曰时，不幸船只沉没，他仅能保存一部分随身的行李。一五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里斯本登陆，迳向马德里进行。在西班牙京都马德里蒙受西班牙王斐理伯一世诚挚的欢迎。西王允诺要运用权势促成这次教廷的出使，并且许诺要继续支持在华的传教事业。这时正是一五八九年冬。
一五九O年六月十四日，罗明坚神父怀若一片希望和愉快的心情，离开那不勒斯，不久即抵达圣京罗马。但是天主的圣意不是世人可以推测的。罗神父抵达罗马后，正逢四易教宗：在这更换教宗期间，教宗遣使来华的事被延搁甚久。加以西班牙无敌舰队于一五八八年遭到英海军击败，西班牙王的注意力更集中在保卫海外殖民地的安全。对于推动教宗遣使来华的事自然无暇采取主动的态度。教宗克来孟八世对组织使节出使中国的事兴趣不大。罗明坚神父见出使中国事遥遥无期，加以多年在华奔波，健康不佳，需要休养，遂奉命赴那不勒斯撒列诺耶稣会公学服务，担任诺莱学院的神师，心中虽然悬念着中国教务，但是也不能再采取主动的地位；只有默默地为中国的茁生教会幼苗祈祷，并以拉丁文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并绘印中国地图。最后于万历卅五年（一六O七）五月十一日，这位明代中国开教的功臣便在撒列诺城安逝于主。
利玛窦（年10月6日－年5月11日），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年5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许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安葬。
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马切拉塔。从年起开始在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七年之后他父亲把他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并希望利玛窦在法律领域取得成就。三年之后，利玛窦中断了学习，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耶稣会实习。由于成绩优良，在托斯卡纳的一个寄宿学校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为利玛窦在罗马寄宿学校学习人文和科学奠定了基础。
年利玛窦被派往东方传教，来到了葡萄牙里斯本。从那儿的港口，利玛窦等待前往印度的船只。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学校等待出发的六个月里，开始学习神学。
年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9月13日到达印度果阿，继续学习神学，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年利玛窦年被授予神职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门帮助罗明坚进入中国的尝试。
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中国，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利玛窦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并用中文和罗明坚起草了第一部《祖传天主十诫》。年广东新任总督把传教士驱逐出肇庆。经过多方努力，利玛窦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儿他建立了第二个传教驻地。
年利玛窦和中国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鲜边境的将军一起，初步尝试进入北京。但到达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驻地。年利玛窦在南昌停留，在那儿建立了第三个传教驻地，并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在年利玛窦被任命为中国传教的主管。
年利玛窦和礼部尚书王忠铭一起到达北京，但由于 而被迫离开。在年利玛窦定居在南京，并建立了第四个传教驻地。
年，利玛窦再次出发前往北京，但是被当权宦官马堂在途中抓住，利玛窦被关押到天津的城堡里，直到年。在同一年，利玛窦作为欧洲使节被召命带进紫禁城。
从到年，利玛窦做了很多伟大功绩。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图起名为《两仪玄览图》，以及其他著作如《天主实义》，《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年利玛窦与朋友徐光启合作，出版了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译本。
年印刷《畸人十篇》，并在同年开始编纂他的历史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而且问世后不久，在江户时代前期也被介绍到了日本。该地图使得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日本地理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词汇皆出于此地图。至今，日本仍称17世纪至18世纪的地图为利玛窦系地图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可以代表天主教会的观点：“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他又说：“利玛窦神父确信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6艾儒略艾儒略(GiulioAleni)(—)，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是他的汉文名字。年生于意大利布雷西亚城，自年起在中国传教36年。同利玛窦一样，艾儒略不仅是个神学家，也是个精通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学者，是利玛窦之后最精通中国文化的耶稣会士，也是最重要的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之一，在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被尊称为“西来孔子”的也仅此一人，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年，艾儒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威尼斯长大，于年进入安东尼神学院学习，年入耶稣会见习。年经发愿后被送到帕尔马学院学习哲学，直至年，其间在年他要求前往秘鲁传教，未获准。年他进入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年-年，他又被派往博洛尼亚教授人文科学，同时被委任为神父。年他再次要求去东方传教，获得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同意。年，艾儒略离开罗马去葡萄牙里斯本，从那里坐船前往亚洲。
年，艾儒略经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在澳门的耶稣会学院，他一面教授数学，一面学习汉语。由于明朝政权对他入境的限制，他不得不寻找进入中国国境的机会。年，他与史惟贞（vanSpiere）尝试秘密进入中国，却被船家告发并被拘捕，在耶稣会交付了大笔赎金之后才被遣返回澳门。在这之后，他被耶稣会委任为见习导师。
艾儒略进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年时他已经在中国内地活动了。他沿肇庆、韶州、南京一线北上到达北京。因其通晓希伯来语，年他被派往河南开封与当地的犹太人后裔接触，以求研究他们保存的经书，然而遭到拒绝。在北京，艾儒略结交了徐光启，并在不久后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前往江南。在扬州他为马呈秀讲西学并施洗马成为基督徒。年，南京爆发了南京教案，20位在华耶稣会士遭到严厉处罚，艾儒略至杭州的杨廷筠家避难，直到年形势渐渐好转，他就开始在杭州传教，接纳了杨廷筠、李之藻两位重要人物入教。此后，以杭州为传教中心，他的足迹踏遍了北京、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各地。
在杭州时期，艾儒略开始用汉文出版著作。年，《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及《张弥额尔遗迹》出版，前三部作品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地理、耶稣会的教育制度。《职方外纪》一书的写作目的在于使人“溯流穷源、寻末求本”，此后一直到19世纪，该书在中国都被用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按费赖之的记述，艾儒略早有入閩打算，但因为福建“风俗放逸、山道崎岖、语言难晓，因是未果”。
天启四年（年），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叶向高退职归里，途经杭州，在杨廷筠寓所与艾儒略结识，便邀请艾儒略南下入闽传教。年12月29日，艾儒略与叶向高坐船到达福州，开始了在闽25年的传教生涯。
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谓性」为主题，同时提出天主教的概念，和许多福建士大夫讨论天学，藉此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天主教。参加讨论的当地名士有很多，何乔远、苏茂相、黄鸣乔、林欲楫、曾樱、蒋德璟等人都在其中。费赖之称“儒略既至，彼(叶向高)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数人。”在福州，艾儒略与叶向高论道析疑，写出了《三山论学纪》（“三山”为福州的别称）。叶向高的两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都受洗入教。
艾儒略非常重视与地方官员和士绅的关系，他和福建巡抚张肯堂、督学周之训都有交情，还认识曹学佺、曾异撰、孙昌裔、翁正春等要人。同时也注重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教义。年，叶向高长孙叶益蕃在福州宫巷为艾儒略建造了“三山堂”，即“福堂”。这是福州已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艾儒略的传教也引发当地反对天主教的上层文人和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与抵制，这些反对的声音在福建教案爆发后达到高潮。
福建的头十二年（直至福建教案爆发）是艾儒略在闽传教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艾儒略走遍福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到了崇祯八年(1年)，福州城内教徒已达数百人，福州成为耶稣会在中国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艾儒略出书最多的时期，共出版了《性学粗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因而该时期也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
明.崇桢十年（年）爆发了“福建教案”，成为艾儒略在华传教事业的转折点。在提刑按察司徐世荫与福州知府吴起龙张榜禁教并驱逐阳玛诺、艾儒略之后，艾儒略被迫四处藏匿，出版书籍的工作暂时中止，而三山堂也被官方查封。反天主教人士猛烈攻击耶稣会传教士“合儒诋佛”的思想，认为天主教于国家有害。艾儒略开始写信及拜访政府官员求助，阁老张瑞图即受艾儒略邀请，向福州知府关说。同時艾儒略又拜访好友曾樱，曾樱时任观察使，为福州知府的上司，他与艾儒略见面之后，就立即去信福州知府要他妥善处理对耶稣会士的判決，并回访耶稣会士，以向社会暗示耶稣会与高层官员的联系。
福建教案期间是艾儒略传教和出版事业的低潮，他在曾樱和蒋德璟的保护下，被迫躲藏于泉州府和兴化府（今莆田市），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间，他先后发现了四块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为研究泉州历史和基督教传教史的重要材料。
年起，福建反天主教的气氛开始缓解，教会和教堂得到恢复，农历七月十四日，在教案之后艾儒略首次在福州教堂公开做弥撒。年——年间，艾儒略任耶稣会中国南部教区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务，共有教士15人。年北京情況危急，艾儒略在史可法邀请下经邵武、绥安北上，准备讨论在澳门筹备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军队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经进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年，隆武帝于福州登基，赐匾予福堂。年10月，清军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阳（今莆田）），后避难于延平（今南平）。艾儒略晚年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依然坚持传教，直至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
从教案结束到年去世这十一年间，因教务繁忙以及战争的缘故，艾儒略只出版了三种著作：年《四字经》、年《圣体要理》与年《五十言余》。
艾儒略来华36年，被认为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传教士中最精通汉语的一位。在中国传教期间，他出版了二十二种著作，涉及天文历法、地理、数学、神学、哲学、医学等诸多方面，是西学东渐中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传教过程中，还在泉州发现过古代景教文物，在开封曾拜访过犹太人后裔。
艾儒略通过哲学和宗教问题的谈话在文人学士中的传教，出版学术著作也是他重要的传教方式。他引用早期儒家思想，强调其与天主教的共同之处，借以吸引官员和文人接受天主教。同时他也积极在中国各地的平民阶层中奔走传教，继续耶稣会尊重中国人祭孔祭祖的传统，模仿中国传统的组织形式来组织教会，并尽可能以基督教方式来影响信徒所持的传统仪式。
他在中国的36年中有25年在福建活动。在闽期间，他到过福州、兴化（今莆田）、泉州、建州（今建阳）、福宁（今宁德、福安）、延平、邵武、汀州（今长汀）、漳州等地传教，共建大堂22座，小堂不计其数，受洗礼的达万余人。
7汤若望汤若望(JohnSchallVonBell)，德国人。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闯王、清等三个朝代。死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旁。雍正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一级正品）。由汤若望主编的阴阳合历的《时宪历》是中国目前仍在使用的农历的基础。年汤若望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20岁加入天主教耶稣会，立志到遥远的中国传教，并于年飘洋过海抵达澳门。在漫长的旅途中，很多乘客包括他的传教士同道死于疾病。登陆之后也不等于从此旅途平安。当时，西方传教士正受到中国官方打压，少数教士在皈依天主教的大臣徐光启等人的庇护下暂时得以安全。汤若望在年进入北京。他遵循已故耶稣会先辈、意大利人利马窦的做法，结交中国士大夫，学习中文和儒家文化，并且利用铸造大炮和天文运算等实用知识在天子脚下谋取立足之地。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告诉新的统治者，西洋历法比前朝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都要准。他还准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大胆启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终于推出了大清《时宪历》，颁行天下。《时宪历》的封面上赫然题写着“依西洋新法”。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清朝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天文局局长。他多次加衔进级，官至通政使，赏正一品顶戴，免三拜九叩，可直接入朝面君。顺治皇帝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封他为“通玄教师”，连祖先三代都追赐一品封典。中国士大夫中也有人对汤若望等西洋传教士“邪说惑众”和“暗窃正朔之权”感到愤怒，他们的攻击更具有杀伤力。学者杨光先发表《避邪论》等多篇文章，呼吁杀掉西洋教士。他还喊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口号。年，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年幼，大臣鳌拜主政，杨光先再次掀起风暴，终于搬倒了汤若望。年，朝廷逮捕了以汤若望为首的钦天监领导班子，罪状之一是为某亲王选择葬礼日时用错了五行。好几名中国天文官员被斩首甚至凌迟处死。慧星出现和京师地震让朝廷免去了汤若望的死罪。年迈体衰的汤若望被软禁在家，于年在北京去世。
掌握钦天监领导权的杨光先废除了西法，自己却拿不出好的历法。年，康熙亲政，除掉了鳌拜。在新的政治气候下，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对杨光先提出挑战。双方在王公大臣面前比试测算日影。南怀仁推算无误，而杨光先的手下计算失准。年，朝廷罢黜杨光先，让南怀仁入主钦天监，恢复了西洋历法。同年，康熙皇帝为死去的汤若望平反昭雪，重新为他举行葬礼，并发表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恤死报勤”。
8南怀仁南怀仁，字敦伯，年10月9日生，年9月29日入耶稣会，年来华，是清初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为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精通天文历法、擅长铸炮，是当时国家天文台（钦天监）最高负责人，官至工部侍郎，正二品。年1月28日南怀仁在北京逝世，享年66岁
南怀仁年10月9日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叫做“彼滕”（Ｐittem）的小镇。12岁起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读书。年10月1日，离17岁生日还差几天，南怀仁开始了他在鲁汶大学艺术学院的学习。鲁汶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主教教会大学之一。南怀仁在鲁汶大学学习期间，开始系统地接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逻辑学和哲学体系。在学习宇宙论的内容时，涉及到天文学、数学、历法计算、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他亲自听到一些新的思想，亲身感受到一些新的理论对传统学说的挑战。
年，18岁的南怀仁离开了他的母校，前往梅赫伦加入耶稣会，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修道士的见习期。年10月，南怀仁见习修士期满，他回到了鲁汶，在耶稣会的学院中继续学习哲学。
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完成了耶稣会学院的哲学课程的学习。年，南怀仁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之后，南怀仁继续在鲁汶的耶稣会学院学习了一年的数学和天文学，于年被派往科特赖克，在当地的耶稣会学院教授拉丁文。在这一时期，南怀仁强烈地萌发了赴西班牙属地南美洲传教的念头。为此，他曾于年1月5日和年11月26日，两次给上级写信。
年，南怀仁第一次赴南美受阻，后来到布鲁塞尔，在耶稣会学院教授拉丁文和修辞学，受耶稣会佛莱芒教区主教的派遣，于年到罗马，入耶稣会罗马学院，专攻神学。一年后，南怀仁又被派往西班牙，在塞维利亚的耶稣会学院继续他的学业。在这里，南怀仁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神学研究。年4月13他获神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到南美洲传教的请求又被西班牙当局拒绝，他只得改变初衷。年恰逢卫匡国返欧，访问鲁汶耶稣会神学院，在他的影响下，南怀仁要求前往中国传教，次年获准。
年南怀仁、卫匡国等由意大利热那亚（Genoa）启程，在法国南部海岸戛纳（Cannes,旧译坎城）遭遇强盗，几遭不测，所带财物被劫掠一空，耶稣会士们不得不重作准备，将赴亚洲的远航推迟到来年。年南怀仁随卫匡国再次由里斯本出发，次年7月17日抵达澳门。
年（顺治十六年）进入内地。先是被派往西安传教，一年后奉召进京。年6月9日抵达北京，开始做汤若望的助手，供职钦天监协助治理历法，汤若望年长南怀仁三十多岁，当时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享有崇高的威望，南怀仁对这位长辈非常敬重，尽心竭力地协助他工作。汤若望对南怀仁也很满意。在一封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他对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是这样评价的：“他不仅掌握了这方面的科学，而且谦虚，坦诚；当他对这门学科从头到尾做了简明扼要的陈述后，我觉得无需再作任何补充了。”
年（康熙四年）南怀仁与汤若望一起遭到了杨光先等人的诬陷，既清初著名的"历狱"事件，这是一场因历法之争而起，波及全国的排教运动。士人杨光先出于文化本位主义的心态，以正统卫道士自居，将中西历法问题政治化，借助政治力量排斥西洋历学，排斥所有西来之士。这场顺治末年就已开始的历法之争有其现实基础，汤若望在任职钦天监正后力图独尊西洋历法并压制监内仍守旧法的天文官生，于是顺治十四年（）四月，已被革职的原回回科秋官正吴明炫为回击汤若望的压制而上疏控告汤若望剥夺回回科例行承担的工作，且新法《七政历》舛误。
但在十二月遵顺治之命进行的实际测算中，回回法预推有误，吴明炫因此获罪，此次反对西历之举告失败。接着，杨光先在顺治十六至十七年（-）撰写了一系列反天主教和西洋历法的文章并广为散布，然而终顺治一朝也并未对汤若望的地位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康熙初年四辅臣秉政时期出现恢复历制的政治气氛，杨光得天独厚抓住时机再向朝廷控诉西洋历法之非与传教士治历之误，并取得明显的打击结果。康熙三年（）九月，在北京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被关押审讯，随后各地拘押传教士达30多人并在后来被遣送广东。
当时汤若望年迈体衰，语言不清，每当受审时，都是南怀仁陪他出庭，代他申辩。在监狱中，南怀仁对他的这位前辈也是关怀照顾备至，甚至放弃了自己可以出狱的机会，直到为他办理后事。
康熙亲政后，即开始为汤若望平反。南怀仁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冤案”的平反起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确立了他自己在天文历算方面的威望。从此，南怀仁又被任用，从事天文历法工作。
南怀仁得到皇帝的信任后，不失时机而又审慎地请求皇上让流放在广州的传教士们回归内地，并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皇帝即出谕旨，保证凡在他幼年辅政时期遭受磨难的神父可安心向他呈诉。于是南怀仁和两位同会会士奏请追究杨光先等僭越大权，假公济私进行诬陷，禁止宣扬真教并驱逐传教士一案。经有关各部及王公大臣等会同审议后，终于皇谕公布：天主教教义教规曾被不公正地查禁，今查明并无违反国家利益庶民职守之道。为此，凡被逐教士可回原堂从事本职。谕旨并为汤若望公开平反昭雪，恢复原赐荣衔，又拨巨款为其修建坟墓。这道谕旨在年颁布。年，南怀仁又作出了为人称誉的业绩。当时吴三桂叛乱，并挫败清军。因吴三桂叛军盘据山区，非大炮就无法进攻。南怀仁当时把汤若望所铸火炮修复。除此之外，南怀仁从事于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大量工程：如开掘运河，疏通河道。在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的同时，他从不忽视宣传信仰方面的本职任务。
年，南怀仁被任命为耶稣会副省会长。
他为人谦虚热诚，急人所急，不遗余力；但律己甚严，视世荣如敝屣，坚守神贫，苦身克己；他恪守修会职责，视富贵如浮云。
南怀仁一直怀著为主致命的期望，他以高度的耐力承受了病中的剧烈痛苦。年，领受终傅圣事之后，安逝于主怀，享年六十五岁。
黎玉范
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控告耶稣会士，提出十七问，概略如下：“一、中国信徒是否应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举行告解圣事及圣体圣事一次？二、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三、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许其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让其继续经营此种营业？四、是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五、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之祭典？六、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七、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仪式？八、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九、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十、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十一、对于中国非信教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
由此引发罗马教廷发布通谕禁止中国天主教参加祭祖祀孔，导致年教难的“礼仪之争”彻底爆发。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教会得到中国人很困难，因为它不承认他们的儒家尊重死者家属的习俗。对于中国人，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但对于梵蒂冈，这是一个与天主教教义相冲突的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在中国进展甚微。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当选的当年，政策作出了戏剧性的变化。应他的要求，年12月8日传信部发表新指令，中国习俗不再被认为是迷信，而是一种景仰亲属的体面的方式，因此允许天主教徒这样做。教宗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处境，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首任使节在年1月递交国书。由于教会开始蓬勃发展。
10雷鸣远雷鸣远神父（VincentLebbe，年－年），字振声，圣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在欧洲期间，雷鸣远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年，他在巴黎为他们建立了"AssociatioCatholicaiuventutisSinensis"。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年）和德来小姊妹会。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天主教徒前去抢救伤兵；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年，雷鸣远服务的政府军鹿钟麟部与八路军发生冲突，3月9日，雷鸣远被八路军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被当作国民政府间谍受到6个星期的洗脑和酷刑，40多天后，经国民政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
在到达重庆后不久，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归纳为五种原则，从中可看出其为人及爱中国至极的精神：
一、本地化：
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雷神父尽量全力中国化。他努力认中国文字，不用罗马拼音；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
雷神父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雷神父在乡村传教时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他以打国术强身；雷神父创立耀汉德来男女两会的时候，将所有经文，尽量用中国音乐谱出，使大家合声吟唱；他极喜好中国的建筑物，对那些画栋雕梁，更倍加赞赏；当时一般传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则用中文降福中国教友；当时天主堂挂法国旗是很普遍，为表示天主教爱国，雷神父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旗，而改挂中国的龙旗。
二、圣化：
所谓的“圣化”，是指注重祈祷生活，属于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仆自居。他屡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应该瞻仰基督圣体，虔诚祈祷。他会想办法安排祈祷的时间。他说：“我从不因此减少我每日应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时，我必婉辞所有的访客及慕道朋友，然后跪在圣体台前，向耶稣倾诉一天的辛劳与得意。这是我一天内最感愉快的时刻。”雷神父也说：“祈祷乃是最高的杠杆，神父们的圣德是被召作为撒天主的种子的。”雷鸣远神父原来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却因其高深的灵修基础而压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铎，他注重神修，但并不独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三、处境化：
?“福音处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作福传。雷神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乎时代”。
雷神父创建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姐服务团”，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
四、爱德化：
雷神父“真爱人”的精神，影响很多人。雷神父认为：“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人们喜欢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诚爱人”的精神。
五、积极化：
雷神父积极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鸣远终其一生，都以“努力无涯”的方式来“战胜一切”。
2.换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会士们：全神贯注，不稍松懈，总不放假，总不休息，换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干实干精神─他在遗嘱要求会士们：真干、强干、实干、苦干的精神。“苦干”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能突破困难，才可称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过任何机会─雷神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支配环境，显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积极性”。
5.雷神父是一个最会找机会，而不肯等待机会的人。他常说：“我们应该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们。”他在返欧期间目的是为中国工作，于是他到处作演讲，寻找关系、写信、在各地宣传、找钱、演讲，拜会各公教报馆的社长，发表了很多专栏。为帮助中国教会，他排除了许多视中国为无文化的成见，并使许多人都甘心为中国祈祷、服务和工作。
6.一团精神─雷神父虽然身材瘦小，衣着简朴，貌不惊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热诚，工作热心。他常说：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动，都表现出“热爱天主，关怀他人”的“一团精神”的态度与热忱。
7.走在时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业、作风大都带有“创作性”。如国籍教区成立运动、文化传教、用脚踏车率领修士到前线救护伤兵、派修士到监狱布道，及他个人入中国籍等，都表现他“走在时代前浪”惊人创举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语，如“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打倒我”，“一团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内的新名词。
8.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飞黄腾达的传教事业时，由于老西开事件而被三度充军到语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为天主工作”！他又开始积极学习宁波话，开始积极工作，到处演讲，解决纠纷，并很快吸引许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时积极写信到罗马，为中国教会有本地主教而陈情。这是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年，天津《益世报》为庆祝雷神父花甲大寿，曾出版一本纪念专册。记者请他发表六十感言，他说：
“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实现了许多计划，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股热忱。他的精神永远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体实现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拥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将近四十年在中国，于年6月24日逝世，故总统蒋公特明令褒扬，颁赐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媿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而他的精神仍延续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鸣远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遗爱绵延不断。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耀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