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将是未来0年永恒的主题！
很多人喜欢把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和共同富裕关联起来，比如互联网反垄断、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打击学区房等，认为中国的政策重心从效率转向了公平，还有人以此为准则猜测下一个被监管的行业是谁。
今年有一篇摩根斯丹利的研究报告很火，叫《中国正在重置其经济底层逻辑》在国内投资界影响颇深，很多人都在转发这个提法，即中国的经济底层逻辑从增速（或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句话看起来没啥毛病，但重心明显是现在公平更重要。
但其实，大家可以查一下，中国的会议公告与政府公文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要从效率优先转向兼顾公平”这样的提法，而是“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句话其实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也就是此前中财办新闻发布会上说的，“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都要办好。即促进共同富裕，既要公平也要效率，特别需要考虑短期经济的承受力，坚持宏观调控的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不会丢
中国调控经济的政策一般是长短结合，讲求轻重缓急，在短期经济风险加大的时候，往往长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会缓一缓，等到经济增长好转了再利用窗口期推行长期改革。
今年4月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曾特别强调，“要用好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这其实说明决策层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是长短结合、循序渐进的思路。一季度我国GDP增速超过18%，之后针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重磅政策密集出台，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窗口期。
共同富裕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但实施起来，可能会触碰到很多短期经济风险。
特别是当下中国经济底下还埋着一个叫“宏观杠杆率”的雷，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居民部门的这个指标都非常的高，稍微处理不好就可能引爆金融风险。
现在回想起来，8月17日的重磅会议既研究了“共同富裕”，也研究了“金融风险”，这并不是毫无联系的。会议特别提到了“要坚持底线思维……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
如果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的话，那么，防范金融风险就是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只有在处理好了短期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条件去解决长期问题，实现长期目标。
所以，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不能太过理想主义，也千万别忘了预防短期经济风险的重要性，也就是要坚持底线思维。
现在有人一谈到共同富裕，就说富人的遗产税、房产税要来了。我觉得这是没有真正理解“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要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很多事情都是盘枝错节，一项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因此，什么时候增加税种，什么时候提高税率，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国家会考虑，遗产税的出台会对富人有什么影响，又会对短期经济有什么冲击，这个冲击是否承受得住？
再就是遗产税征收后的钱到底流向哪里？
如何流向？
这些问题都需要事先考虑和推演。
如果遗产税出台，会出现多少富豪转移财产的现象，这个规模有多大？
对于此种行为又当如何处理？
增税，富人提高效率，扩大再生产，增加财富的积极性必然会受损。这对就业的冲击扛不扛得住？
有人会说了，谁会嫌赚钱多呢？
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以前赚一块钱只用花五毛钱，而现在赚一块钱要花九毛钱，你还会像以前那样拼命赚钱吗？况且很多时候，企业家的成本是带着杠杆的，比如赚一块借了两毛钱，那最终下来还是亏损的。
“杠杆”是对未来的透支，很多有钱人其实过分透支了未来，虽然资产很雄厚，但负债也更高，如果增收遗产税、房地产税来调控富人的收入，对不少富人来说，债务风险会更大。而富人群体主要是企业家，这会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升高几乎是一定的。
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是最高的，最大的金融风险也在于此。政府部门杠杆率有走缓趋势，但居民部门杠杆率的走势明显加快，而且已经超过了政府部门。从大趋势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还是在不断攀升的。
更进一步说，生产端和消费端都被债务裹挟了。虽然消费端的杠杆率不算特别高，但已经超过我国51.8%的储蓄率了。
这会造成什么？
企业扩大再生产无后劲，居民扩大消费没实力。
企业把杠杆率拉满，自然扩大再生产无更多的钱。消费者负债过高，自然限制了消费。
再看一组数据就会明白这其实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既定现实。
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我国PPI增速冲到了10%的高位，而CPI增速还环比回落，9月CPI增速仅0.7%，二者之间的剪刀差还刷新了历史。
PPI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生产的成本；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居民消费的成本。
二者的差距这么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企业宁愿扛着生产端巨大的成本压力，也不愿意在消费端涨价，因为居民消费的力度实在太弱了。
为什么消费力度弱，因为负债率高了。
截止去年年底，我国住户部门债务余额超过55万亿元，这和年相比，增长了8.7倍。按照14亿人口去计算，也就是我国人均负债近4万。
今年为什么大家谈内卷，谈躺平，本质上是负债率的升高让大家压力倍增，不敢也不能高消费。
到这里你是否明白如此重磅的会议，除了研究共同富裕，还专门聚焦了金融风险呢？
你是否又明白，8月26日的中财办新闻发布会除了澄清不搞“杀富济贫”，还专门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呢？
我只是举了一个向富人征收遗产税的例子，就会有这么多的牵连。如果真的要大刀阔斧地搞共同富裕，搞分蛋糕，那我们的经济是否真的能承受得住呢？
在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导向下，对于有碍公平但对效率伤害较小的事情，政策会优先做。
政策的路径一定是先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先解决当前紧迫问题，并对长期问题做好规划，利用有利的时机进行推进。所以，权衡是政策最经常要做的事情。
财政政策方面，我们会发现国家主要是运用财政赤字和转移支付等手段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刺激基建和投资，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通过减税降费去降低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7月0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亿元。
其实，国家主要是通过“让利于民”来促进社会公平，而不是通过减少或牺牲某一群体的利益去补贴另一群体。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有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增加税种或提高税率，都会比较谨慎。我国的税率已经不算低了。房地产税虽然落地，但试点期有五年，给大家的缓冲时间充足。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下，向富人增加税种，提高税率可能不是政策希望去做的事情。目前的阶段，主要还是通过政府调节，向全民让利。
从共同富裕与当前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目前还主要是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为主，三次分配为辅，主要靠道德约束。
或者更直白一点说，现在主要处于资本向劳动者让利，政府向全民让利的阶段，增量的调节政策会比较谨慎，存量的蛋糕划分也主要停留在不伤及短期经济发展层面。
企业家要有正确站位
既然向富人增税会影响到经济稳增长，那国家会不会因为短期稳增长而放松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呢？毕竟这些企业也是解决了不少的就业啊！
我的答案是不会。
因为坐地起价的收租模式，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
羊毛出在猪身上，前者其实已经带有了泛金融化的特征，本质上是以钱生钱，以前养钱。属于虚拟经济的玩法。
而扩大再生产的生产模式，本质上是物质的创造，是满足大家的生活所需。
什么是垄断，从字形拆解来看，是“龙盘土据，圈米为断”。以前，垄断是卖方赚买方的钱。现在是提供交易平台，用我的平台就要交租，收割完买方收割卖方。而且垄断的全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民生生意。
阿里、滴滴和美团这三大平台，涵盖了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的三样。
本来，他们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捷，收取费用无可厚非，但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壮大，竞争对手被干掉之后，为了更高的利润，这些平台开始行垄断之实，搞“二选一”，提高佣金比例，逼得平台上的商家敢怒不敢言；滴滴打车被指大数据杀熟、抽佣超三成；美团则利用算法把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被指“压榨”骑手等。
三大平台里，阿里的佣金还算比较低的，其佣金根据类目不同而不同，居于0.5%~5%之间，也就是说，商家销售元，平台扣走5元。而滴滴和美团则在“高佣金”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根据公开的信息，滴滴的抽成比例在20%到5%之间。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显示，在平台抽成方面，滴滴出行平台的抽成比例均值为27.0%。
一般来说，平台并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或者通过进行生产性服务等方式收取恰当费用赚取差价而获益，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收租”。
收取恰当费用本无可厚非，但有的平台企业却滥用这种模式，不断提高服务费，以求从企业身上和市场交易双方身上获得更大的利润，沦为“收租平台”。
披着互联网的外衣，做的却是传统收租的生意。这样的经营模式还能留吗？
这样的资本，你对它增税，它可以分分钟转移到用户身上。
而且，甘于在收租生意上睡大觉的资本，对于拉动就业又有多少兴趣呢？因为收租模式，只要搭建好了平台，设置好了算法，就可以无限收租了，进一步带动就业又何从谈起。
有人会说，互联网平台经济反垄断会不利于稳定就业。
去年马云就曾说过：
将来的制造业越来越不会解决就业问题，因为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将来都是智慧型工厂，就比如在泉州，现在已经出现很多无人工厂，甚至连照明灯都不用，所以，服务行业反而会解决就业问题。
这种贬他褒己的话语，很明显是一种捆绑行为。明确意思就是，对服务业动刀子可能需要小心一点。这和马云抨击金融监管又什么本质区别？
其实，恰恰相反，反垄断反而是扩大就业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平台抽成比例下降了，或者平台经济的收租模式被打破了，依附于平台经济的劳动者们才会因为负担的减轻而增加收入和投入，进而进一步解决就业问题。
反而，高提成的收租模式是不利于稳定就业的。打破平台经济，其实更是为了稳定就业。
所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反垄断不仅不能松，还要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要引导资本转向高精尖的技术领域。
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反垄断要严，互联网对新技术的创新，发展空间要松。
对于平台经济可以通过政策手段限制最高抽成比例，压缩其利润空间。自然而然可以挤出资本，向其它领域流动。
要引导平台经济寻求一个有别于“收租平台”模式的新道路，即通过对生产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服务、搭建数字化平台提高交易效率等方式，做大企业和市场收益蛋糕，从而增加平台的利润空间。
其实，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空间非常广泛。
数字经济最大的魅力在于融合，而平台经济则是融合的主力军。
它将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与传统企业生产相结合，打造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体系，提供数字化改造服务，提高企业生产率。
还能将线上新媒体与传统销售渠道相融合，形成直播经济、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打开产品销售渠道，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
这些作用实际上对企业生产、社会效益都能带来极大的正面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企业自身也能获得不错的收益，从而实现双赢。
要警惕资本以盈利下滑裹挟实体经济，其实，互联网企业的杠杆率并不高，属于轻资产行业，对于金融风险的威胁作用并不大，恰恰是刮骨疗毒的有利时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国家出台监管政策的思路，其实动的都是不会对稳增长形成明显压力的行业，比如校外培训行业，这个万亿市场规模的行业被打掉了，其实对于经济、对于就业的伤害并不大。
同样，房地产中的学区房，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对于房地产投资也不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其降价对于房地产市场稳定和实体经济增长的冲击都极为有限。
结语
不可否认，在顶层设计后，共同富裕，将是后面0年的主题。
在中国的企业家，一定要有“先富带动后富”的意识，因为这是40年前的承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契约”，需要由强大的责任感和道德力来驱动。
需要注意的是，政策更多的是引导作用，不是为了堵死行业的发展，也不是为了堵住某一个群体的增长空间。互联网行业也一定会在反垄断之后激浊扬清，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将引领行业迎来深刻而伟大的转型。
要处理好“守”和“进”的关系，守住基本盘，做大蛋糕是基础；
注重公平，分好蛋糕是目标。
促进共同富裕，不能丢掉底线思维。
文/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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